1樓：澹容
商鞅（約前390年—前338年），衛國（今河南安陽市內黃梁莊鎮一帶）人。戰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的後裔，公孫氏，故稱為衛鞅，又稱公孫鞅，後封於商，後人稱之商鞅。
應秦孝公求賢令入秦，說服秦孝公變法圖強。孝公死後，被貴族誣害，車裂而死。在位執政十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
但最後還是死於自己的法。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專研以法治國，受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很大。後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時對魏惠王說：「公孫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為相。
」又對惠王說「王既不用公孫鞅，必殺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後，魏惠王對公叔痤囑託不以為然，也就沒有照做了。公孫鞅聽說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欲收復秦之失地，便攜同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
通過秦孝公寵臣景監，三見孝公，衛鞅暢談變法治國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長，開始變法，後公升大良造。
西元前359年，正當商鞅輔佐秦孝公醞釀變法時，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起來反對變法。他們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
」「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禮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從而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商君書·更法篇》《史記·商君列傳》)。
這是以歷史進化的思想駁斥了舊貴族所謂「法古」「循禮」的復古主張，為實行變法作了**準備。
周顯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後兩次實行變法，變法內容為「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鬥，實行連坐之法」。這時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刑其太傅公子虔與老師公孫賈。秦孝公十六年（西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復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變法日久，秦民大悅。
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前340年，率秦趙軍敗魏國公子昂將軍，魏割河西之地與秦，將人民遷居至大樑，此時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衛鞅因功封於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過刻薄寡恩，設連坐之法，制定嚴厲的法律，增加肉刑、大闢，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秦國貴族多怨。趙良勸說商君積怨太深，宜「歸十五都，灌園於鄙」、「不貪商、於之富，不寵秦國之教」，商鞅不聽。
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嬴駟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謀反，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結果因未出示證件，店家害怕「連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斃」；欲逃往魏國，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帥，亦不願收留。後來商鞅回到商邑，發邑兵北出擊鄭國，秦國發兵討之，殺鞅於鄭國黽池，死後被秦惠王處「車裂之刑」于彤，滅商君之族。
[編輯本段]商鞅變法
商鞅從西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規模地推行過兩次變法。商鞅第一次變法在西元前356年，而不是西元前359年，楊寬《戰國史》185頁有這樣一段說明：「《史記秦本紀》說：
秦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為左庶長。
』據此，秦孝公三年已『用鞅法』，六年因『百姓便之』，提公升衛鞅為左庶長。但是《史記商君列傳》說：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據此則下令變法，應在秦孝公六年（西元前356年）衛鞅任左庶長之後。兩說相較，當以後說為是。《戰國策秦策》一說：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韓非子和氏篇》又說：商君之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
』王先謙《集解》認為『八』上脫『十』字，是對的。從秦孝公六年（即西元前356年）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以後，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19年，以整年來計，正是18年。」據此，商鞅第一次變法應在西元前356年。
西元前340年，衛鞅奉秦孝公命令攻打魏國，魏將公子昂原是衛鞅在魏國時的朋友，衛鞅就請公子昂和談，公子昂顧及友情毫不懷疑，結果衛鞅在會談後生擒魏將公子昂，趁機大破魏軍，迫使魏國交還過去奪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說：「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商鞅因此大功，受封於商（今陝西商縣東南商洛鎮）15個邑，號為商君。
西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發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見他未帶憑證，告以商君之法，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治罪的。
商鞅想到魏國去，但魏國因他生擒公子昂，拒絕他入境。他回到自己的封邑，舉兵抵抗，結果失敗戰亡，而後被下令車裂其屍。
西元前350年，商鞅又實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
一、廢井田，開阡陌（阡陌就是田間的大路）。秦國把這些寬闊的阡陌剷平，也種上莊稼，還把以前作為劃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樹林、溝地等，也開墾起來。誰開墾荒地，就歸誰所有。
土地可以買賣。
二、建立縣的組織，把市鎮和鄉村合併起來，組織成縣，由國家派官吏直接管理。這樣，**政權的權力更集中了。
三、遷都咸陽。為了便於向東發展，把國都從原來的櫟陽遷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陽（今陝西咸陽市東北）。
這樣大規模的改革，當然要引起激烈的鬥爭。許多貴族、大臣都反對新法。有一次，秦國的太子犯了法。
商鞅對秦孝公說：「國家的法令必須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頭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
太子犯法，他的師傅應當受罰。」
結果，商鞅把太子的兩個師傅公子虔和公孫賈都辦了罪，乙個割掉了鼻子，乙個在臉上刺上字。這一來，一些貴族、大臣都不敢觸犯新法了。
這樣過了十年，秦國果然越來越富強，周天子打發使者送祭肉來給秦孝公，封他為「方伯」（一方諸侯的首領），中原的諸侯國也紛紛向秦國道賀。魏國不得不割讓河西土地，把國都遷到大樑（今河南開封）。
[編輯本段]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
一、商鞅變法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的大變革時期，商鞅變法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潮流，是為變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商鞅變法得到了統治者的支援。
三、商鞅確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正確的變法指導思想，改革態度堅決，取信於民。
[編輯本段]商鞅兩次變法的主要內容
西元前356年第一次變法，主要有下列幾點：
1．頒布法律，制定連坐法，輕罪用重刑。將李悝《法經》頒布實行，增加了連坐法。就是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互相告發，同罪連坐，告發「奸人」的與斬敵同賞，不告發的腰斬。
一家藏「奸」，什、伍同罪連坐。客舍收留無官府憑證的旅客住宿，主人與「奸人」同罪。
2．獎勵軍功，建立二十等軍功爵制。規定斬敵甲士首級一顆賞爵一級，田一頃，宅九畝，服勞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應的政治、經濟特權越大。
宗室、貴戚凡是沒有軍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屬籍，不能享受貴族特權。
3．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規定：「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拏」（意思是盡力從事男耕女織的生產事業，生產糧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從事工商業和因不事生產而貧困破產的人，連同妻子、兒女沒入官府為奴隸）。
4、強調「以法治國」要求國家官吏學法、明法，百姓學習法律者「以吏為師」。
5、改法為律。強調法律的普遍性，具有「範天下不一而歸於一」的功能。
6、輕罪重罰，不赦不宥。主張凡是有罪者皆應受罰。
7、鼓勵告奸
8、用法律手段剝奪舊貴族特權。如廢除世卿世祿制度。規定除國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沒有軍功就取消其貴族身份。
9、強化**對地方的全面控制，剝奪舊貴族對地方政權的壟斷權。
西元前350年第二次變法，主要有下列兩點：
1．「開阡陌封疆」。破除過去每一畝田的小田界一阡陌和每一頃田的大田界一封疆，把原來的「百步為畝」，開拓為240步為一畝，重新設定「阡陌」和「封疆」。國家承認地主和自耕農的土地私有權，在法律上公開允許土地買賣。
2．普遍推行縣製。在未設縣的地方，把許多鄉、邑，聚合並成縣，共新建31縣。設縣令、縣丞，由國君任免。
[編輯本段]商鞅的歷史評價
由於獨尊儒術的緣故，歷史上對於使用暴力手段進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評價並不是很好。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後人又說：衛鞅入秦，景監是因。
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逆旅不賓！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國方略。而資治通鑑中說：
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
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
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
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雖說商鞅刻薄，但也說明商鞅之誠信品質。在現代，儘管有少數不同聲音，但大多數人承認商鞅是乙個敢於觸動舊勢力、敢於改革的英雄。
[編輯本段]質疑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
商鞅者，法之大家也。
司馬遷，史學之第一人也。
然而司馬遷對於商君的評價卻令我頗有異議。
太史公言：「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看各類史書的記載，商鞅變法中的一大重要舉措就是嚴刑峻法。一人犯罪，百家誅連；天子犯法，罪同受。
商君，實乃刻薄人也。
司馬遷指責商君的三大罪狀：言辭浮誇，不是本性；靠太監推薦得勢；濫用刑法，手段欺詐。
我卻不以為然。
言辭浮誇，乃是商君試秦孝公的真意也。
商鞅初次以帝道說秦公，秦公聽得打瞌睡。那時候只有五個人可以用上「帝」這個字。
何為帝道？五帝之仁德教化致於天子之位也。由此見秦公不信他這一套。
再次以王道說秦公，孝公以為善卻不用。此其意也不在王道。
再次以霸道說秦公，秦公和他語數日不厭。由此見秦公的真意其實在稱霸。
秦公以為帝王之道久遠，他不能等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秦公志在強國，使己身顯霸，如秦穆公般流芳後世而已。
商鞅，實善窺君王意者。
司馬遷以為商君靠太監引見，不光彩。我們後人卻不能這樣認為了。
鄭和不是太監嗎？司馬遷自己難道不是嗎（司馬遷只是受宮刑，不是太監。）？此等人皆名垂青史，何處不光彩？
且為國舉賢，匹夫有責，何以獨恥於閹人？
「衛人商鞅，以一番變法圖強的巨集論打動秦孝公，官拜左庶長，受命主持秦國的變法。
面對上上下下或懷疑，或觀望，或反對的目光，商鞅為法樹威，出手不凡。
南門徙木，賞賜及於奴隸，一舉而取信於民；殺甘龍，責太子，法令如山，一殺而懾滿朝權貴。
法行數年，國家大治，民風大變，人人勇於公戰，怯於私斗。
秦國的羽翼豐滿了。
而商鞅也因觸犯權貴，結怨於太子，而給自己的未來埋下了危機。」
太監景監曾說：「商君乃無私之人。無私，於國則功無量，於己則害無窮。」
何也？「不容人者不容於人」。
商鞅不容滿朝權貴，又安能容於滿朝權貴？
司馬遷以為商鞅用刑太重，寡恩少義。數年間，因為商鞅之法而變成殘廢殘疾之人幾乎及一國之半。
然而，我有話要說。比起白起長平之戰，一舉活埋四十萬俘軍，這又算得了什麼呢？
春秋戰國無義戰。那個時代，仁德這一詞的分量，重於神靈；三皇五帝的仁政教化被推崇到了極至。而事實，那個時代，人的命，賤於草芥。
這是大時代的後幕。
司馬遷，儒學之人也。
儒聖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
儒家言論，以德治國。
而我以為，以德治國，莫若以法治國。
德，修養也。法，底線也。德，聖人也。法，平民也。
從古至今，聖人有幾人嶼？
孔子遊說列國，終身不餒，此可謂聖人也。然天下尊之，而莫一國用之，何也？
亂世紛爭，堯舜之德道已經不適於當世。歷史已經由人治，德治漸漸向法治過渡了。
朱元璋死時曾對他的孫子說：「吾治亂世，法不得不嚴；汝治平世，法當從緩。」
大明朝定下的嚴刑峻法，難道不比商鞅的峻法有過之而無不及嗎？世亂**必亂，非嚴刑峻法不可定。
後來的法家集大成者韓非講道於秦始皇時，也特別的言明，臣民是靠不住的，妻兒是靠不住的。臣民，就算君王給他一百個好處，而只要給他乙個損處，他仍然會怨恨你。妻兒都指望君王快點死，他們當了太后和新君，便不再擔心了。
只有法，而且要峻法，才是亂世真正的可靠。
只有法律，才是真的有利於君，也有利於民。
時代不同了，今日的我們，又怎能想象人命輕於草芥的世道？怎能想想戰火硝煙中的列國角逐？
然而，所幸，事實勝於雄辯，歷史說明一切。
如管仲，樂毅者，百世推崇，然觀其利及國家後世，管仲不過使齊國富強不足百年，樂毅不過數年而已。
如商鞅者，歷代貶低，司馬遷不推，司馬光斥之，然其利，及秦國百世乃至後世千年。
商君，刻薄寡恩人也。然而，我所敬畏，仰望的正是這樣的商鞅。
商鞅，實法家之第一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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