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準維
《山海經》內容主要是民間傳說中的地理知識,包括山川、道裡、民族、物產、藥物、祭祀、巫醫等。儲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膾炙人口的遠古神話傳說和寓言故事。《山海經》具有非凡的文獻價值,對中國古代歷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話等的研究,均有參考,其中的礦物記錄,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關文獻。
——常識地理篇。
古代戰爭中的地理優勢,在現代戰爭中還有作用麼
古代中國對地理學的貢獻
2樓:匿名使用者
(一)春秋戰國時期
這是諸子百家爭鳴時期,是我國古代學術史上最為活躍的時期。我國最早出現「地理」一詞見於《周易·繫辭》中,有「仰天以觀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之句。其「地理」即指地球表面之意思。
最早的地理著述主要有:《山經》是《山海經》一書中寫作時間最早和地理價值最大的部分(《山海經》是由《山經》、《海經》和《大荒經》組成,《海經》和《大荒經》是後人增補的。《山經》可能在戰國前後,《山海經》可能是漢朝形成的,全書2.
1 萬多字,承襲了自古以來所積累的地理知識。它記述了400 多座山,先按南、西、北、東、中五區,每區分若干山系,每個山系又連線許多山岳。記述以山岳為綱,綜合記述了水、動植物、礦產、特產、神話傳說等,其中還提到了潮汐和月亮的關係。
其記述的範圍遠及黃河和長江流域以外的廣大地區。雖然《山經》中不免有失實和錯誤之處,但對那麼久遠的歷史時代來說,堪稱是一部有價值的地理著述。
《禹貢》成書於戰國前後,雖全書只有1189 字左右,但它做為一部地理著作來看,其學術價值在《山經》之上。全書由「九州」、「導山」、「導水」、「水功」、「五服」五部分組成。「九州」假託大禹治水時劃分的疆界,將全國分為冀、青、徐、揚、荊、豫、梁、雍、兗等九州,實際上是以河流、山脈、海洋等自然分界劃的,帶有自然區劃的萌芽。
九州至今還是中國的代稱之一,其中的州名在現今的地名中有的仍在沿用。「導山」部分記述山岳,「導水」部分專寫河流,「水功」記述大禹治水的功績,「五服」部分以都城為中心由近及遠分為甸、候、綏、要、荒等五服,從整體區域角度記述政治和社會生活。
除上述兩部專門的地理著述外,在《尚書》、《周易》、《詩經》、《周禮》、《左傳》、《管子》、《孫子兵法》等早期著作中還有不少地理方面的內容,如《管子》中「地圖篇」、「地員篇」、「度地篇」等關於地圖,關於土壤、生物、水文諸地理因素的關係,論述得很有深度,有「或高或下,各有草土」之說,稱得上是對土壤、生物空間地理規律的最早認識。
(二)秦漢——明清時期
秦漢以後我國較長時間形成了繁榮統一的大國,為地理學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地理知識豐富、地理典籍、書籍數量和地理實踐方面在世界上都居領先的地位。雖然我國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裡也受佛教、道教等思想的影響,但主體的還是「君權神授」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人治社會,比起15 世紀以前歐洲的「神治的社會」思想,學術環境要寬鬆得多,地理科學同其他領域一樣在世界舞台上還是佼佼者。但是也應看到與諸子百家時代比起來學術思想仍受到一定束縛。
1.地理探險與遊記體地理著作
西元前138 年以後,張騫奉漢武帝之命二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從隴西(今甘肅臨洮)經河西走廊、大宛(今費爾干納盆地)、康居(今錫爾河流域)、大月氏、大夏(阿姆河以南,興都庫什山以北)取道崑崙山北麓回長安(圖6-6),中間兩次被匈奴捉獲,歷盡千難萬險,耗時13 年之久。這次出使獲得了豐富的地理知識。
除親身經歷外,還間接了解到烏孫(伊犁河、巴爾喀什湖一帶)、奄蔡(鹹海、裡海以北)、安息(伊朗高原)、條支(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兩河流域)等地的情況。
西元前119 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到烏孫後,分遣副使數十人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印度)、于闐(今和田)、扦罕(即扦彌,今于田克里雅城)等地,西元前115 年回長安。張騫之行豐富了中國人民和當時西域各國人民的地理知識,擴大了中國人民的地理視野,直至羅馬的東徼、印度的北部。同時也促進了中國與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
從此以後雙方使者商人往來不絕,所以張騫西域之行的意義不侷限於其本身,而且對地理學的發展、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司馬遷(西元前145—前86 年)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也是一位傑出的地理學家。他足跡遍及當時中國的名山大川,北起河套南至湖南,東起會稽西達川蜀。飽覽了祖國的河山壯麗景色,體察了各地風土人情,蒐集了許多外國地理、區域地理資料。
其巨著《史記》堪稱一部歷史和地理的百科全書,其中的《貨值列傳》稱得上是我國最早的完整的經濟地理記述。另有《律書》、《河渠書》等氣候、水文方面的自然地理專門記述,以及《大宛列傳》、《秦本記》等外國地理和國內區域地理記述,在人物列傳和其他部分也都廣泛地記述了地理知識。
公元76 年到102 年,班超(32—102 年)在西域進行了友好活動。公元97 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至波斯灣受阻。這是中國旅行家第一次到達波斯灣頭。
班超的兒子班勇繼父志出使西域,幾乎一生都在西域渡過,寫成《西域記》一書,至今仍為研究西域歷史地理的重要資料。
漢朝時候我國的地理視野已相當廣闊。幾乎是對整個亞洲瞭如指掌了。如《漢書·地理志》中記載了從廣東到印尼、緬甸、印度、斯里蘭卡的航線。
東漢時還開闢了從雲南經緬甸去印度的陸上交通「永昌道」。《後漢書·東夷傳》中記述了日本「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土宜禾稻、麻紵、蠶桑⋯山多丹土。氣溫腝,冬夏生菜茹。」
晉代高僧法顯(約337—422 年),65 歲時從長安出發經玉門至印度又南下錫蘭、蘇門答臘繞行南海回國(圖6-7),歷經12 年之久。回國後撰寫《佛國記》一書,記述了西域、印度和南洋諸國的自然、社會經濟情況。他筆下的沙漠是:
「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帕公尺爾地區的風光是「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斯里蘭卡島是「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海上航行「瀰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為風逐去,亦無准,當夜暗時,但見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黿鱉、水性怪異三屬。」其生動、壯觀的地理風光躍然紙上,不愧為絕唱般的地理佳作!
唐代名僧玄奘(公元602—664 年)於公元627 年西行求法,從瓜州(安西)出玉門關,越莫賀延沙漠取道伊吾(哈密)到高昌(吐魯番),沿天山南麓,越過蔥嶺北隅的凌山經大清池(伊塞克湖)北岸而西,然後到素葉(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千泉(麥爾吉)、赭時國(塔什干)、颯秣建(撒馬爾罕),出鐵門關(今傑爾賓特西約13 公里處)過大雪山到印度。在印度玄奘遊遍五天竺、恆河及印度河流域。歸途越蔥嶺後改為南路,經佉沙(喀什)、瞿薩旦那(和田)、敦煌、瓜州而回長安(圖6-8)。
用了18 年的時間,經歷了110 多個國家,行程5 萬餘里。回國後按其口述編成《大唐西域記》,全面介紹了所經諸邦和國家的面積、都城、氣候、地形、水利、物產、交通以及風俗習慣等,可謂「推表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系水土之風氣」①,不但在中國地理學史上,就是在世界地理學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後世以玄奘西行為底線,演義成的浪漫主義文學作品《西遊記》,譯成幾十國文字,唐僧玄奘的名字,可謂世界上婦儒皆知。
唐朝為我國歷史上的盛世,國際交往十分頻繁,地理實踐最為豐富,不僅陸路與西部各國有文化經濟交流,海上交通也十分發達。唐朝的遠洋船泊以船身大而堅固,航海技術純熟而聞名於世,往返於國際**的阿拉伯商人都乘中國船。《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的「廣州通海夷圖」詳述了從中國到波斯灣的海上航程,足見當時地理視野之廣闊。
對北部的情況,《新唐書·回鶻傳》中有「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所記之海即指貝加爾湖,「日入烹羊胛」「日明熟」的晝長夜短的程度,已是遠離貝加爾湖的北極圈附近了。
宋代時羅盤用於航海,海上交通**更為發達。宋朝與日本間航行甚為頻繁,幾乎沒有間斷過一年。同時對南洋、印度以西的航行也極為發達。
周去非和趙汝適蒐集當時地理資料分別寫成《嶺外代答》和《諸蕃志》,其範圍涉及到南海、東南亞、南洋群島、南亞、西亞、非洲和西班牙等廣大地域。元代時,成吉思汗的遠征使歐亞大陸廣大幅員中的中西交通更為便利。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後,耶律楚材(1218 年)、長春真人(1221 年)、常德(1259 年)等出征、出使或旅行於西域各地。
周達觀(1297 年)從海上去柬埔寨,汪大淵(1341 年)去南洋諸島、印度洋沿岸、東非各國。這些人寫的遊記都是重要的地理文獻。早於西方「地理大發現」半個世紀,明代三寶太監鄭和(1371—1434 年)七下西洋,訪問了南洋諸島、印度、阿拉伯、東非等幾十個國家(圖6-9)。
鄭和領導的由200 餘艘船組成的船隊其中有大船60 餘艘,各長44 丈、寬18丈,可載千人,船員最多時達27000 多人。這是哥倫布、麥哲倫幾十人幾百人的「地理大發現」船隊所無法比擬的。隨行的馬歡、費信和鞏珍記述了這七次航行盛況和見聞。
馬歡的《瀛涯勝覽》記載了19 國,費信的《星槎勝覽》記載了40 國(其中親見22 國),鞏珍的《西洋番國記》記載了20 國的風土人情。這些記載的豐富程度是空前的。最後一次航行製作的《鄭和航海圖》是以南京為起點最遠到達非洲東岸的蒙巴薩,圖中收入500 多個地名,在當時的世界上稱得上首屈一指了。
遺憾的是由於封建思想的束縛,鄭和的航行目的主要在於向海外宣揚皇帝的德威,而沒有更多地注重用於發展工商業和海上**,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近代中國肯定會早於西方發達起來的。
綜上所述,我國地理實踐的歷史是悠久的,規模是巨集大的。要說「發現」的話,中國人可以毫不誇讚地說,早在西方所謂「地理大發現」很久以前,是中國人首先發現了印度,發現了非洲,發現了後來才「發現」我們的歐洲人。
在古代,遊歷探險是推動地理學發展的主要形式,也是地理學家可貴的傳統。我國古代那麼多把一生都獻給遊歷探險事業的使者、僧侶、文學家和地理學家,正表現了中華民族堅韌不拔的優秀品質。
在現代,世界很多地理學家仍然保持著這種精神,幾乎每年都在進行高山探險、洋底探險、兩極探險和邊遠地區考察,他們從事著被人類注目和崇敬的事業,獻身於人類對未知世界的了解上。建國後,我國進行的珠穆朗瑪峰科學考察、神農架野人考察、長江漂流科學考察、南極考察等,都體現了地理學家不懼艱險的傳統精神,反映了人類偉大的探索求知的品質。對今天的地理工作者來說,學習和繼承這種精神是尤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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