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smileman闖天涯
新經濟政策，是列寧的偉大創造，同我國改革開放的意義類似
2樓：竹沁聽雨
由新經濟政策向計劃經濟轉變
3樓：匿名使用者
蘇聯歷史上有過三次改革：2023年代列寧以新經濟政策著稱的改革，2023年代赫魯曉夫的改革，2023年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列寧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一次改革，也是蘇聯歷史上取得成效最好的改革，但不幸在2023年被斯大林中斷，箇中教訓值得記取。
列寧以辭職迫使改革行進
大體說來，歷史上的所有改革都是形勢逼迫的結果——太平盛世之下，統治者是不會冒風險去改革變法的。
列寧的改革也是被迫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三年國內戰爭，搞得**疲憊不堪，經濟破產。更為嚴重的是布林什維克黨執政後，實行了軍事共產主義政策，實施糧食徵收制，幾乎收走了農民所有的糧食，這就引發廣大農民的反抗。
在內戰後期，農民暴動遍及全國。城市工人長期處於半飢餓狀態，大量工人逃離城市，工廠機器老化、磨損，開工率嚴重不足。**無產階級的人數本來就少，現在就更少了，即使留在城市的工人，有許多也“喪失了階級性”。
2023年春，革命的堡壘喀琅施塔得水兵舉行暴動，直接威脅到布林什維克政權。正是這時候，列寧承認全國處於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之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實行改革，停止軍事共產主義，廢除不得人心的糧食徵收制。
2023年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作出決定，廢除糧食徵收制，改行糧食稅，事先規定農民應交納的稅額，完稅後剩餘的糧食歸農民自己支配。這是對廣大農民的讓步，被叫做“農民的佈列斯特”，是為新經濟政策的開端。這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
農民有了餘糧，就要進行交換，於是在蘇維埃政權下恢復□鄭異凡（**編譯局研究員、俄羅斯研究中心顧問）列寧的一次改革嘗試了曾經被嚴格禁絕的市場交易，恢復了貨幣、交換、價值、市場機制的運用，突破了社會主義的許多概念，把市場引進了社會主義建設。
在被迫的改革中，有人自覺理性地接受，有人被迫被動地接受。這樣，對待改革的態度就不一樣。列寧多次說改行新經濟政策是一致通過的，但知情人披露，事情並非如此。
時任《工商報》副主編的瓦連廷諾夫在回憶錄中有一段相當生動的記述：
在一次會議上，列寧說：“……在簽訂佈列斯特和約的時候，你們對我表示不信任，雖然現在連傻瓜都懂得我的政策是正確的。現在你們在新經濟政策問題上又對我表示不信任。
為此我採取通行的議會做法，向兩個最高機構——全俄**執行委員會和全會提交辭呈。不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和政治局委員，成為在《真理報》和其他蘇維埃出版物上寫作的普通政論家。”
他用拳頭敲著桌子喊道，對那些怎麼也不願意擺脫地下工作的心理狀態的人，幼稚地不懂得不實行新經濟政策就必然要同農民決裂的人，他已經厭倦了同他們爭論。列寧辭職的威脅嚇倒了所有的人，立即摧毀了許多人表示的反對意見。例如堅決反對列寧的布哈林，在24分鐘內由反對者變成了新經濟政策的狂熱捍衛者。
由此可見，當年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雖然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但黨內高層許多人對此缺乏理性的認識，他們之所以贊同只是因為：一、形勢所迫，二、列寧威望的壓力。這兩個因素在短期內是能夠發揮作用的，但從長期看是遠遠不夠的，維護和堅持新經濟政策需要有一個良好的政治體制，需要有一支強大的堅定的改革隊伍。
列寧在生命的最後時日感到問題的嚴重性
雖然2023年代在經濟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包括列寧在內，當時並沒有從政治體制的角度考慮改革問題。由於在經濟上向長期被看做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農民作了讓步，作為補償，在政治上反而朝加強**的方向發展。
在黨內，俄共十大通過禁止黨內派別組織的決定，結果黨內只能有一種聲音。在國內，禁止各社會主義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的活動，並舉行對社會革命黨的審判。
2023年6月，“契卡”擬定了關於在年下半年和2023年上半年消滅白衛組織的工作計劃，準備肅清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其他黨派殘餘，同黑幫神職人員作鬥爭，等等。6月4日，計劃報到列寧處。列寧雖然壓下沒有批准，但此後基本上照此行事。
在此期間，出臺了三項措施：
一、打擊宗教勢力。**有80%以上的居民信奉東正教，東正教對布林什維克的意識形態構成嚴重威脅。十月革命後成立了各種無神論組織，反對宗教。
1921～2023年蘇俄發生嚴重饑荒，這是天災人禍互動作用造成的。和後來保密的做法不同，國際社會都知道蘇俄發生饑荒，美國救濟署伸出援手，國內以高爾基為首的一些社會名流組織了賑災委員會，號召國內外捐款，東正教也成立賑災委員會，打算獻出非祭祀所需的珍寶。但布林什維克黨畏懼社會各種勢力影響的擴大，不僅查禁了此類民間救災組織，並且逮捕了為首者，連高爾基也被迫出國。
對東正教會，則以製造事端為名予以打擊，一方面直接沒收教會的珍寶，充實國庫，同時逮捕和鎮壓教會首領，禁止宗教圖書的出版和傳播。
二、舉行了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十月革命後，除布林什維克黨外，蘇俄還存在兩個社會主義政黨——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它們長期從事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同**社會民主工黨一樣，社會革命黨也是第二國際的成員黨，是**人數最多的革命黨，在農民中有很大的影響，列寧稱之為真正代表農民利益的黨；孟什維克則和布林什維克一起，在很長時間內都是**社會民主工黨內的一個派別。
十月革命後，這兩個黨反對布林什維克的方針和做法，但在2023年宣佈停止反對布林什維克政權的武裝鬥爭，獲得蘇維埃政權的大赦。此後，它們的黨員曾參加蘇維埃政權的各種組織，出席蘇維埃代表大會，對實施新經濟政策發揮過一定的作用。但是，布林什維克黨害怕他們影響的擴大，在2023年組織了一場精心安排的對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將其首領判處死刑或刑期不等的監禁（後來迫於國內外的壓力作了從寬處理）。
受審的社會革命黨人多數早已被關押在監獄，所以問題不在於判刑，而是要消除他們在群眾中特別是在農民中的影響，把他們搞臭。
三、打擊第三股勢力即那些不聽話的、不贊同布林什維克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2023年夏，蘇聯當局把數百名高階知識分子驅逐出境，這些人中間，有不少世界級的學者。這就是著名的“哲學船事件”（用輪船把他們運送出國）。
與此同時，加強對**的控制，建立並實施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
這一套措施實際上是布林什維克黨同各種社會力量爭奪影響的鬥爭，而不是同什麼反革命的鬥爭。其結果，雖然壓制、打擊、消滅了異己力量，國內似乎穩定了，但出現一個致命的問題——蘇維埃政權和俄共從此不受任何社會監督，也聽不到批評監督的聲音，官僚主義、濫用職權、**腐化開始侵蝕這個執政黨。由斯大林領導的專為改善國家機關而設立的工農檢察院的工作很不得力，列寧甚至認為沒有比它更糟糕的機關了。
列寧在生命的最後時日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於病中提出建議，要求加強對黨的監督，克服官僚主義。他口授給代表大會的信和最後文章，建議“對政治制度作一系列變動”。他把著眼點放在黨的高層，建議改組工農檢察院，擴大**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增加工人和農民委員的人數，加強對最高領導機關，特別是對政治局和總書記的監督。
由於擔心斯大林的粗暴導致黨內**，建議撤銷他的總書記職務。
列寧的建議是解決問題的一種區域性性的辦法：第一，沒有從整個蘇維埃政權的政治體制著眼，沒有觸動整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第二，列寧這時已經重病在身，他的建議遭到擱置，一些領導人對之採取敷衍或者陽奉陰違的態度，有的建議即使被採納了，實際上也已變味。例如擴大**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的結果只是增加了斯大林的人馬，成了斯大林打擊異己的棍子。
經濟體制的改革措施應當通過立法程式固定下來，應當有憲制的保障。但是國內戰爭時期形成的“革命法制”觀念依然未變。按照這種觀念，法令必須與黨的意識形態保持一致，法律必須嚴守階級觀點。
2023年人民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戈爾布諾夫曾轉達列寧的口頭指示：
“司法人民委員部應該成為整治私人**的戰鬥機關……要沒收其90%的利潤，要不就使他淪為乞丐，讓他至死不忘。要捕捉、盯梢、設定陷阱和圈套。”在這種觀念下，雖然允許私人經濟的存在，但是私人經濟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2023年蘇聯發生糧食收購危機，斯大林的應對辦法是採取非常措施，運用刑法對付有糧不售的農民——農民自己種的糧食不賣給國家，怎麼是投機倒把呢？
2023年通過的憲法剝奪了下列人員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為獲取利潤而使用僱傭勞動者，靠資本利息、企業收入等非勞動收入為生者，私商和商業中介，宗教神職人員等。此憲法一直實行到2023年。
這樣，新經濟政策時期出現的所謂“耐普曼”、“富農”都被剝奪了選舉權。2023年憲法還規定了公民的政治權利，如集會、結社、信仰和言論自由（雖然有許多限定），而2023年通過的憲法隻字不提公民的這些政治權利，卻明確規定了城鄉不平等的選舉比例，城市2.5萬人選一名代表，而農村要12.
5萬人才能選舉一名代表。
在布林什維克看來，無產階級**等於黨**。“黨**”被寫入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之中：“工人階級的**只有採取它的先鋒隊即共產黨的**的形式，才能得到保證。
”（《蘇共決議彙編》第2冊，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蘇維埃***革命中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勝利後其作用逐漸消退，一切都由黨來決定，蘇維埃成為橡皮圖章。1921～2023年的大饑荒引發群眾的不滿，為得到群眾的支援，開展了“復興”蘇維埃的運動，吸收勞動群眾參加蘇維埃的工作，但並未實行選舉制度的改革，各級蘇維埃組織如同黨組織一樣實行的是上級任命制，選舉僅是走過場。
列寧主張通過做買賣的合作社方式吸引農民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而斯大林提出集體化的方針，強制農民加入公有化程度極高的集體農莊，實際上是剝奪和消滅全體農民，把農民變成了“國家農奴”，而不僅是所謂消滅“富農”階級。
改革和改革者為何失去保護
政改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它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使社會主義社會實現民主化，使全體公民享有民主自由，共同管理國家。
任何改革，雖然代表的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利益，也是大多數人的利益，但在開始的時候總是少數人的事業——他們的倡議創舉需要得到保護，各項改革措施需要政治體制的保護，甚至改革者的人身安全也需要得到保護。
2023年代的實踐證明，新經濟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它很快平息了農民的暴動。有統計說，2023年基本恢復播種面積。2023年穀物總收成超過1909～2023年的20.
7%，開始出口農產品和原料。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工人階級人數與2023年（170萬）相比增長4倍。
這樣的成績在蘇聯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然而，改革的成果並沒有保持下來。
2023年4月，列寧最後一次參加黨的代表大會後，選出政治局正式委員7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列寧、李可夫、斯大林、託姆斯基和托洛茨基；候補委員3人：布哈林、加裡寧和莫洛托夫。
在這10人中，堅定支援新經濟政策的只有4人，即列寧、布哈林、李可夫、託姆斯基。其餘6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對新經濟政策。這個力量對比，註定了新經濟政策的命運。
後來，斯大林在組織上獲勝之後，立即於2023年年底，未經**決定，迫不及待地宣佈讓新經濟政策“見鬼去”，作為代替的是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行政計劃管理體制。
中斷新經濟政策之後，斯大林立即實施他的全盤集體化方針——超高速的重工業化和軍事工業化，並在國內實行大清洗大鎮壓。據俄羅斯聯邦**直屬政治**犧牲者恢復名譽委員會主席亞歷山大 雅科夫列夫說，在斯大林時期遭鎮壓的人數達2000萬之多。斯大林的大清洗殺光了列寧的近衛軍，殘殺了無數的社會精英，殺害了大批黨政幹部和軍隊指揮人員，這直接導致衛國戰爭初期的敗績。
蘇維埃國家變成了斯大林個人極權的國家。他的農業集體化使蘇聯的農業大幅度倒退，直接造成1932～2023年的大饑荒，糧食產量直到2023年代初還沒有達到沙皇的戰前水平。在以後的年代，農業一直成為困擾蘇聯的問題。
被一些人讚頌的工業化讓一代人付出沉重的代價，包括生命的代價。
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蘇聯2023年代改革的遭遇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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