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陶淵明的經歷

1樓：

1、早年生活

淵明曾祖或為陶侃（尚存爭議，但二者的親緣關係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晉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過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說，或名岱或名茂），父親是個“寄跡風雲，寘茲慍喜”的人，具體事蹟已不可考。

2、仕宦生涯

二十歲時，淵明開始了他的遊宦生涯，以謀生路。《飲酒》其十：“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

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

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即是回憶他的遊宦生涯。

3、隱居生活

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淵明最後一次出仕，為彭澤令。十一月，程氏妹卒於武昌，淵明作《歸去來兮辭》，解印辭官，正式開始了他的歸隱生活，直至生命結束。此時的淵明，政治態度入於明確的時期，思想上也入於成熟的時期。

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濟聽聞淵明之名，去看望他，贈以粱肉，並勸他出仕淵明卻拒絕了他，所贈粱肉也沒有收下。同年，淵明卒於潯陽。

2樓：匿名使用者

東晉同時也是整個魏晉南北朝最傑出的文學家是陶淵明。陶淵明（365—427）字元亮，或雲名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淵明集》。

他的曾祖陶侃是東晉初名將，握強兵鎮守長江中游，都督八州軍事，封長沙郡公，聲威煊赫一時。死後追贈大司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親亦曾出仕。

陶氏為東晉元勳之後，地位雖不如南下名族高貴，也是潯陽的大族。只是陶淵明這一支，因他年幼時父親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漸敗落。他從二十九歲時開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歸隱。

後陸續做過鎮軍參軍、建威參軍等地位不高的官職，過著時隱時仕的生活。

義熙元年（405）陶淵明四十一歲，再次出為彭澤縣令，不過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脫離了官場。他在家鄉有自己的田莊和僮僕，開始一段時期，生活也算安寧自得。有時他也親自參加一些農業勞動，作為自己的社會觀和人生哲學的實踐。

在這種勞作生活中，與農民有所接近。後來由於農田不斷受災，房屋又被火燒，境況愈來愈惡化。但他始終不願再為官求祿。

朝廷曾徵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絕了。陶淵明之所以如此，並不是他對政治原就不感興趣。出身於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勳之後的陶淵明，本來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雜詩》說：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可見出他的胸懷。

但同時，東晉士族文人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氣，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歸園田居》所說“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之類，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著兩種彼此矛盾的願望走上人生道路的。

開始時前一種願望佔據了主導地位。但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宗室內部的鬥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併。

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全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減。另一方面，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汙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

所以最後 “愛丘山”的素願就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鎮軍參軍時所作的《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中就說道：“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

聊且憑化遷，終歸班生廬。”任建威參軍時所作《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又說：“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

”可見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園田。從彭澤令解職時所作《歸去來辭》，更把做官說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說，他的歸隱，實際是自己的理想與當時的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陶淵明的文學創作，在詩歌、散文、辭賦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對後代影響最大的是詩歌；在陶淵明的詩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園詩。這種田園詩的藝術魅力，與其說在於它是田園生活的真實寫照，不如說在於其中寄託了陶淵明的人生理想。田園被陶淵明用詩的構造手段高度純化、美化了，變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難所。

陶淵明的思想，是以老莊哲學為核心，對儒、道兩家取捨調和而形成的一種特殊的 “自然”哲學。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一種“自然”的社會。他常常把儒家虛構的淳樸無爭的上古之世與道家宣揚的小國寡民的社會模式結合成一體，作為理想世界來歌頌。

如《勸農》詩說：“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時運》詩說：

“黃唐莫逮，慨獨在餘。”《飲酒》詩說：“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

”同樣的思想，又藉助虛構，在《桃花源記》中加以形象的表現。在這種“自然”的社會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誠相處，無競逐無欺詐，甚至無君無臣。而歷史在陶淵明看來，是一個墮落的過程。

由於人們的過度的物質慾望，引起無窮的競爭，產生了種種虛偽、矯飾、殘忍的行為，使社會陷入黑暗。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難求，世外桃源，也無處可尋。陶淵明只能把淳樸的鄉村生活，作為他的社會理想的比較現實然而十分有限的寄託。

他的大量田園詩中，既有紀實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鄉生活的情況，也有相當一部分內容並不完全是寫實的，而是按照某種理念要求對現實素材加以處理的結果。《歸園田居》組詩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類似的特點：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這詩大約作於從彭澤令解職歸田的次年，抒發回到田園生活的愉悅心情。中間寫景的一節，“方宅”以下四句，以簡淡的筆墨，勾畫出自己居所的樸素美好；“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視線轉向遠處，使整個畫面顯出悠邈、虛淡、靜穆、平和的韻味。作者正是以此作為汙濁喧囂的官場——所謂“樊籠”——的對立面，表現自己的社會理想和人生觀念。

結末“復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環境，也指自然的生活。作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淵明的田園詩還寫到了農業勞動；在他歸隱時期，自己也曾參加耕作。他的體力勞動在其經濟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義？

大約是很有限，甚至，也許是可有可無。這種農業勞作的實際意義，在於它體現了陶淵明的一種信念。《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開頭就是：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會生活方式和個人生活方式。

儘管詩人實際做不到這一點，但他嘗試了，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時又說：“田家豈不苦？

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

”這裡寫到了體力勞動的艱苦和由此帶來的心理上的寧靜乃至安樂。同類詩中意境最美的，當數《歸園田居》之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結尾兩句再一次說明，陶淵明之寫田園生活，寫體力勞動，實際都是在詠歌自己的理想，顯示出理想獲得實現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淵明的田園詩所反映的社會理想，以及他對個人在社會中的生活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淵明的田園詩，還牽涉東漢末以來文學所集中關注的問題：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何在？

生命怎樣才能獲得解脫？在這方面，我們首先看到，陶淵明對生命短促的事實，表現得比同時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詩現存不過一百多首，竟有幾十處提及“老”和“死”。

但在哲學上，他卻有一種豁達的解釋，這在組詩《形、影、神》中表達得最明白。詩人借用辭賦的對話體，讓“形”提出飲酒自樂、忘懷一切的人生態度（這近於《古詩十九首》），又讓“影”強調應追求事功，建立身後之名（這近於建安文學）。這兩者其實都是陶淵明所難以捨棄的，但作為最終的哲學歸結，他在第三首《神釋》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認為每日醉酒傷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無意義，應該是：

“縱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即歸化於自然，不必有意識追求生命以外的東西，這就是不求解脫的解脫。

“自然”哲學的這一種內涵，在田園詩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現出來，如陶詩中最著名的《飲酒》之五就是：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開頭四句，說只要心境曠遠，就不會受到世俗的干擾。下面說採菊東籬，不經意中目遇南山（即廬山），在暮嵐紫靄、歸鳥返飛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奧祕，參透了人生的真諦。

儘管詩中明說“欲辯已忘言”，但如果聯絡陶淵明的其他作品來考察，他在本詩中通過一系列意象所隱約暗示的人生真理還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恆、山氣的美好、飛鳥的自由，不正是體現了自然的偉大、圓滿與充實，尤其是自在自足無外求的本質嗎？那麼，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歸依自然、順應自然，在自然的永恆、美好、自由中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義外，還有什麼可追求的呢？

所以說，這首詩仍然是陶淵明的人生理想的寄託，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當然，詩中的這種人生觀說到底只是一種詩意的、哲理的嚮往。因為人從根本上不可能擺脫在一定的物件中實現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擺脫現實利害的矛盾。但作為對人生的一種哲學思考，它是有價值的；作為詩歌的理蘊，它更帶來獨特的效果。

歸結起來，陶淵明的社會觀和人生觀都以“自然”為核心。他嚮往的社會是和平安寧、自耕自食、無競逐無虛偽、沒有相互壓迫和殘害的社會；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樸真誠、淡泊高遠、任運委化、無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愛的生活環境，也是恬靜而充滿自然意趣的鄉村。由於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數田園詩呈現出沖淡平和、曠潔悠遠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靜穆”。

但在這背後，卻充滿了對現實社會的憎惡與不安，對人生短促深感無所寄託的焦慮。換言之，“靜穆”是在“自然”哲學支配下構造出的美學境界，而激起這種追求的內驅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陶詩中最集中的就是寫田園生活的作品。

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還有《移居》、《和郭主簿》、《詠貧士》、《雜詩》、《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等。

但是，陶淵明並不是只有這種以沖淡平和為主要特徵的作品，他也寫過一些直接涉及現實政治，或直接表現出內心的強烈情緒的詩篇。如《述酒》詩，雖然辭義隱晦，不易讀懂，但其內容關係到晉、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當無疑問。又如《贈羊長史》，對劉裕於義熙十三年北伐破長安之役，顯得十分高興。

“聖賢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遊心目，關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

”體現了鮮明的民族感情。此外，《詠荊軻》和《讀山海經》中的幾篇，對歷史上和神話傳說中一些雖然失敗而始終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讚美，具有慷慨悲壯的風格。《詠荊軻》結末說：

“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分明流露出詩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讀山海經》中的一篇：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精衛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斷首，猶反抗不止，都表現出不為命運屈服的偉大精神。

最後二句，既是說精衛、刑天，也是說自己：雖有昔日的壯志雄心，卻沒有償願的時機！這些詩的事實背景已無法加以確鑿的證明，但至少可以說明，陶淵明在隱居中仍然渴望強烈的、有所作為的人生。

魯迅先生指出，陶詩不但有“靜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這些作品而言。不過，應當看到兩者也並不是截然對立的。從詩歌淵源關係來說，陶淵明有遠承阮籍的一面。

這主要表現在其詩多抒發內心深處的情感，表現對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學觀照的方式，並多用組詩的形式。另一方面，陶詩也顯然受到玄言詩的重大影響。這不僅表現在他的詩中有許多玄學的語彙，其平淡的語言風格也同玄言詩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對人與自然之關係的理解上。

在阮籍詩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恆與人生的短暫相對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強大的壓迫；而在東晉的玄言詩中，則轉變為人對自然的體悟和追求；到陶淵明，又更明確地提出歸化自然的觀念，人與自然統一和諧的意識成為構成陶詩獨特意境的決定性因素。當然，陶詩重視通過藝術形象而不是抽象語言來表現哲理，這同玄言詩的枯燥無味是根本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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