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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學亦稱“道學”。指宋明（包括元及清）時代，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宋、明儒家的哲學思想。
漢儒治經重名物訓詁，至宋儒則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為主，因有此稱。北宋初胡瑗、孫復、石介，稱為“理學三先生”。然理學實際創始人為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兄弟，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
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提出“理”先於天地而存在，將上的地位。其為學主張“即物而窮理”。
與朱熹對立的為陸九淵的主觀唯心主義，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題。明代，王守仁進一步發展陸九淵的學說，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斷言心之“靈明”為宇宙萬物的根源。為學主“明體心”、“致良知”。
此外，北宋張載提出的氣一元論，與二程截然不同。明代王廷相以及清初的王夫之、顏元等，對程朱、陸王皆持反對態度。至戴震著《孟子字義疏徵》，得出“理存於欲”，指出“後儒以理殺人”，則更給予了“理學以有力的批判。
宋明理學，理學一名始稱於南宋，朱子曾說“理學最難”，陸九淵也說“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明代，理學成為專指宋以來形成的學術體系的概念。
理學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理學就是指宋明以來形成的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包括：（1）在宋代佔統治地位的以洛學為主幹的道學，至南宋朱熹達頂峰的以“理”為最高範疇的思想體系，後來習慣用“理學”指稱其思想體系。
（2）在宋代產生而在明代中後期占主導地位的以“心”為最高範疇的思想體系。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狹義理學則專指程朱學派。
代表人物：北宋：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即北宋五子；南宋：朱熹、陸九淵；明代：王陽明。就主導思潮而言，理學代表人物可概括為“程朱陸王”。
主要派別：按現代學術界的通常做法，可以把宋明理學體系區分為四派：氣學（張載為代表）、數學（邵雍為代表）、“理學”（程朱為代表）、心學（陸王為代表）。
宋明理學所討論的問題隨不同時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理學與唐以前儒學尊《五經》一個重要不同之處，《四書》成為尊信的主要經典。價值體系和功夫體系都在《四書》。
《六經》為粗米，《四書》為熟飯。理學的主要根據和討論的問題都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緊密相關。理學討論的主要問題大體是：
理氣、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靜、涵養、知行、已發未發、道心人心、天理人慾、天命之
2樓：
宋明理學亦稱“道學”，是一種既貫通宇宙自然（道教）和人生命運（佛教），又繼承孔孟正宗（根本），並能治理國家（目的）的新儒學，是宋明時代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漢儒治經重名物訓詁，至宋儒則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為主，因有此稱。
宋明理學大致分為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兩個階段：“程朱理學”的核心是“天理”說和“格物致知”論；“陸王心學”是理學發展的新階段，其核心是“心即理”、“心外無物”，即便是“知行合一”說，也是強調知和行都產生於心。程朱理學在南宋以後成為長期居於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陸王心學在明中期以後得到廣泛傳播。
宋明時期儒學的發展是儒、釋、道三教長期爭論和融合的果實，也是春秋戰國和漢代這一歷史時期所形成的儒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思想體系的完善過程。它以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形態呈現出來，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倫理道德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簡述理學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3樓：雨夕325三愛舞
1、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教育及倫理道德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三綱五常、重男輕女等）
2、重視主觀意志、注重氣節品德、講求自我節制、凸顯人性尊嚴、強調人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對塑造中華民族性格起到了積極作用。
3、有利於協調和諧的人際關係、穩定社會秩序。
4、禁錮了人們的思想。
5、適應了統治階級的需要，備受推崇，成為南宋以後長期居於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有力地維護了封建**統治。
6、朱熹編著的《四書章句集註》成為後世科舉考試依據的教科書。
4樓：匿名使用者
1、什麼是理學 理學又稱道學，它興起於北宋，尤其注重研究儒家的義理。與漢代董仲舒的儒學相比，理學重點不在政治哲學上，而在倫理道德上。以“理”或“天理”為核心範疇，強調理欲、義利之辨，注重心性修養和道德境界，以維護綱常名教、等級制度為目標，對中國傳統社會後期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2、道統說 道統說是宋明理學的理論基礎。它**於唐代的韓愈。韓愈為了與佛教傳法系統相抗衡，提出儒家也有一個傳授“先王之道”的系統。
他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從而提出恢復先王之道，重建儒學的統治地位，以與佛教、道教抗衡。
理學家一般承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濂(周敦頤)洛(程顥、程頤)關(張載)閩(朱熹)為儒學傳道的正統。 3、理學體系的構建 儒學在孔子創立時，只是一些倫理原則，但這些價值觀念的合理性，孔子並沒有進行論證。此後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雖然從不同角度對儒學進行了論證，但在宋明理學家看來，以往的這樣論證要麼是“不備”（不夠充分，如孟子），要麼是“不明”（混亂不清或者錯誤，如荀子與揚雄），而董氏讖緯神學化的論證更是粗淺，不值一論。
理學家們為了建立儒學的形上學，他們一方面以儒家思想為骨幹，同時借鑑佛教和道教有關理論成果，如接受佛教、禪宗的“觀心”、“頓悟”，道家的“太極”、陰陽。利用這些外來和傳統的文明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時，他們提出了許多富有特色的儒學形上學本體論概念，並給予系統的論證。傳統儒學經由理學家們的改造，道德信條式的倫理原則終於變成了由形上學作基礎的理論體系。
4、理學的概念 “理”是理學的基本概念。朱熹認為：“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
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他認為理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是“所以然之故和所當然之則”。 “氣”，指充滿空間，構成萬物的細微物質。
張載認為：“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 “心”，指人的思維能力、思想、意識。
理學把“心”分為“道心”和“人心”，“道心”指人的道德意識，“人心”指人的各種**。 “性”，主要指人性。理學把“性”看作人的道德意識的本源。
程頤認為，“性即是理”，朱熹認為，“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 “知行”，“知”指道德認識，“行”指道德踐履。“知行”主要**倫理的致知與力行，強調人要知所當然，又要行所已知。
強調“知行合一”。 5、“格物致知”與“倫理綱常” 格物致知：語出秦漢之際儒家著作《大學》：
“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宋明理學家把“格物”和“致知”作為重要的為學方法和修養方法。朱熹認為，“格物”即在事事物物之上考察其理。
但認為“格物”窮理的終極目的不是求得具體事物的知識，而是要通過“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積久用力，達到“一旦豁然貫通”，即對天理的全面體認。 倫理綱常：孔子所創儒學，已著重於倫理及為人處事之道。
西漢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王道三綱”之說，宣揚“君臣父子夫婦之意，皆取諸陰陽之道。”宋承唐以後的五代之亂，國家重歸一統，重建倫理綱常成為鞏固統治的實際需要，因而也成為理學的主要內容。朱熹著重闡發了理學的綱常說。
他從“理在事先”的命題出發，論證君臣、父子、夫婦的關係都和季節有春夏秋冬一樣，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張之為三綱，紀之為五常”。“亙古亙今不可易”。
他依據“理一分殊”的理論，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間各有其道，但又同是一理，即如何統治和接受統治之理，強調“事親須是孝” “事君須是忠”，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如果不合或違反其道，便是由於“人慾”的矇蔽，須要“克欲”“窮理”，只有“革盡人欲”，才能“復盡天理”。朱熹把《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綱目，企圖在“理”的名義下，勸誘人們通過“滅人慾”的自我修養方法，建立起一整套周密的倫理化社會秩序。
中國傳統學術研究，把對儒家經典的解釋當作整個民族發展的知識源泉，全部學術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論證傳統社會秩序的合理性。這種學術研究，不是以實踐為本位，不是以現實為本位，不是以民眾為本位，而是以典籍為本位，以傳統為本位，以君主為本位，這種研究，不僅僅不能推動社會進步，反而阻礙了社會發展。 （資料） 理學起於北宋，是儒學發展的新階段，達到了當時理論思維的最高水平。
北宋中期，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同時而出，吸納了道家和佛學的一些思想資料而歸本於孔孟，建立了理學，到南宋初期，理學獨盛，朱熹綜合了周漲、二程之說，到南宋後期，逐漸取得了主導地位。 宋明理學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十分重要的發展階段。它延續時間長，經歷了七八百年的漫長曆程，其理論形態十分系統完善。
它吸收了唐宋以前各種主流思想文化的精華，代表著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發展的高峰；同時其歷史影響大，對整個中國古代後期的政治、經濟及思想文化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理學是中國中古以後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學說。它既是先秦、漢唐儒家思想的延續和發展，也是對外來異質思想文化選擇、淘汰、吸收、整合的結果。
理學不僅是宋元明清時期中國的主流思想，而且影響力延續至近現代，成為當代新儒學的直接的前身。 理學的誕生及其衍變，使中國本土哲學及先秦之後發展的又一高峰，是中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一股時代思潮，也是對我們現代中國人影響最巨大的那部分傳統思想文化。 理學體現了歷史的脈搏，時代的精神，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成功地迴應了當時社會各方面的挑戰，並化解了各方面的衝突。
具體表現為： 其一，價值理想的挑戰。唐末藩鎮割據，黃巢起義，以及五代十國的長期混戰，造成社會動盪，道德淪喪。
二程朱熹所建構的“飲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道德形上學的思想，切實化解了這一挑戰。 其二，外來文明的挑戰。自漢以來，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教受外來佛教和本土道教的挑戰。
理學是儒、釋、道三教的文化整合更加完善起來，此後三教衝突就不如唐和宋初激烈了。 其三，理論形態轉型的挑戰。宋代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經濟的發展，自然科學三大發明的完善，醞釀著理論形態的轉型，使這個轉變受到傳統經學的挑戰。
理學掃除《五經》為至人之言的種種光環和權威，實現了思想解放。出現了中國思想史上罕見的各家異說，學派眾多的繁榮格局。 理學精神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整體體現，如求理精神、主體精神、憂患精神、理性精神、求實精神、道德精神、開放精神等。
理學的社會實踐作用： （1）為歷代封建帝之所吹捧，成為歷代封建統治階級禁錮人民思想的工具。 （2）其客觀唯心主義天理觀，形成了從“理”出發和以“理”剪裁客觀事物的理學教條主義的思想路線，阻礙了社會的進步。
（3）其所宣揚的封建禮教和“安分”、“守命”思想成為勞動人民沉重的精神枷鎖。 （4）“存天理，滅人慾”思想，為歷代統治階級對人民實行政治**和文化**製造根據。 從明中葉開始，我國封建社會內部已產生了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
資本主義因素的產生和發展，不僅要有科技和生產力發展的物質條件，而且要有民主政治。理學在思想上鼓吹矇昧主義，政治上鼓吹**，所以封建社會末期，理學實質上成為加強封建**統治的思想工具，直到近代仍然嚴重阻礙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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