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仁宗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祁撰《治戒》篇授其子，出他身後應三日斂，三月葬，不為流俗陰陽拘忌；棺用雜木做成，不要將金、銅雜物放在墓內；墓上植五棵柏樹，墳高三尺，不要用石翁仲和石獸。太子太師致仕杜衍在彌留之際，告誡其子“斂以一枕一席，小壙卑墳以葬”。甚至像王安石的外祖母黃氏，病重時“以薄葬命子”。
一些士大夫建墓，不用磚頭，只用石灰和篩土夯實，避免將來被村民發掘而盜取磚頭出賣。
儘管如此，司馬光在《書儀》中擬定喪儀，勸告世人“慎勿以金玉珍玩入壙中，為亡者之累”。南宋時，理學家李衡死前作遺訓示子：他瞑目後，棺木“以小為貴，僅能周身足矣”，棺中不放一物，即使冠、裳也屬無用，只需裁一席子墊背即可。
朱熹出，喪事都不必用冥器、糧瓶之類，這些東西“無益有損”，棺槨中不放置一件世俗的用物。
宋朝民間在喪葬和祭祀儀式上已普遍使用紙錢和紙製明器。北宋初，在福州的東嶽行宮，人們都用紙錢去祭神祈福。當時人描寫，紙錢數量之多好似“飛雪”，最後把紙錢焚燒掉。
張耒《岡沙阻風》詩云：“堤邊紙錢灰若雨，沽酒賽神巫語降。”百姓在寒食節掃墓，不設香火，卻掛紙錢在墓旁的樹枝上。
離故鄉遠者，登上高山，眺望而祭，撕裂紙錢，隨風飛去，稱“掰錢”。司馬光和南宋人俞文豹記載，當時民間遇到喪事，親友都要贈送紙錢、紙絹等，“焚為灰燼，於生死俱無益”。孝宗在宮中祭祀祖宗的儀式上，也主張焚燒紙錢。
土葬和火葬是當時兩種主要的葬法。從宋初開始，火葬逐漸流行。太祖建國伊始，曾下詔“禁民以火葬”，但收效不大。
河東路百姓因為“地狹人眾，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一般士大夫到外地做官，病死任上，子孫火焚其柩，收集骨殖帶回故里安葬。朝廷規定軍人出戍，死後允許火葬，將骨灰運回。
又規定郊壇三裡以外，“方得燒人”。二程認為國家對火葬實際上是“明立條貫，原不為禁”。所以，民間把火葬看成合乎禮法，“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為異”。
由於火葬具有省地和省錢的優點，加上朝廷允許一般百姓這樣安葬，因此，到南渡後，更加盛行。
喪葬儀禮還受到佛、道二教和民間其他迷信的很深影響。主要表現在七七日和百日、週年之說，擇日和擇地安葬，做道場等功德，穿孝服，居喪飲食等方面。佛教編造人間和陰間、天堂和地獄的故事，說人死後，每遇第七天，其魂必經一次陰司，受許多苦。
由頭七、二七，一直到七七即過完最後一次陰司，稱“斷七”。然後有百日、三週年，都要經過一次陰司。百姓出於孝心和愛心，以及迷信無知，便在父母等亡故後，請僧徒做道場或水陸大會、打醮，寫經造像，修建塔廟，稱“做功德”。
做完功德，又做羹飯，稱“七次羹飯”。據說，這樣便可彌補亡人的罪過，使之脫離地獄之苦，升入天堂，享受種種快樂；否則，永遠打入地獄，受盡銼燒舂磨的痛苦，不得超生。道教原來只講清淨自然，沒有地獄天堂之說，但見佛教僧侶獲利，也加以仿效，編造了“送魂登天，代天肆赦，鼎釜油煎，謂之鍊度；交梨火棗，用以為修”的說法，其中“可笑者甚多”。
於是民間遇到喪事，請僧侶和道士唸經、設齋、打醮、做佛事等，便成為習慣，鮮以為怪。
子孫的孝服，在五代劉嶽撰《書儀》時，規定五服（即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以親疏為等差）都穿布衣，衣裳制度大略相同，這還接近“古禮”。到宋朝，由於“世俗多忌諱”，除非兒子為父母，媳婦為公婆，妻子為丈夫，小妻（妾）為丈夫，無人穿著麻布做的衣服。不然，喪家的尊長不同意，眾人也會譏誚。
當時還習慣遇到至親喪事時，要披頭散髮表示哀悼。按照“古禮”，應披散全部頭髮。宋太宗死後，真宗“散發號擗（**）”。
“有司定散發之禮”，僅皇太后“全披髮”即披散全部頭髮，皇帝和皇后、諸王、公主、縣主、諸王夫人、六宮內人皆“左被髮”即披散左邊的頭髮。民間則習慣為父親只披散左邊的頭髮，為母親披散右邊的頭髮，為公公披散後面左邊的頭髮，為婆婆披散後面右邊的頭髮。這比前代要複雜得多。
在喪葬過程中，民間已習慣“用樂”即聘請樂隊奏樂。初喪時，奏樂“娛屍”。出殯時，儀仗隊由“美少年、長指甲”的僧侶敲打著從少數民族傳來的花鈸、花鼓槌在前引導，與喪者家屬的號哭聲前後呼應。
宋初，曾下令禁止士庶之家在喪葬時用樂和僧徒儀仗前引，但收效甚微。南宋時，臨安府居民在修設道場時，普遍用“瑜伽法事”，整天敲擊鼓、鈸。同時，民間在居喪期間，照樣飲酒吃肉，還互相宴請，鮮以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