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在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發展程序中,宋代無 疑處於這樣一個歷史發展的關節點上:遠從漢代,近從唐代開始的一系列社會轉化,正是到宋代得以完成而基本形成格
局的。於是,我們看到,經過秦漢隋唐時期的政治演進,時至宋代,士人與官僚已經走向了徹底的融合與合流,中華帝國典型的士大夫政治形態已經完全確立。
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確立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從深層上透視,它是唐末五代以來門閥士族勢力衰落的產物;從直接原因上看,則與宋朝統治者對唐末五代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反思有關。
唐末五代,軍閥混戰,武夫飛揚跋扈,權勢惡性膨脹。他們擁兵自重,割據一方,兵驕逐帥,帥驕叛上,互相篡奪殺戮,並且只要控制了軍隊,兵強馬壯,就可以稱
王稱帝。當時地方節度使或州郡刺史,也大多由軍士廢立。這樣,從五代以來,武夫便控制了從上到下的統治權,權傾一方,恣意妄為,一時出現了皇權淪落式微的局面。
宋朝是上承唐末五代藩鎮割據、軍閥混戰之後建立起來的一個封建王朝,依靠兵變奪得帝位的宋太祖對因武人專橫跋扈、擁兵自重所造成的皇權式微、為害政治的歷史局面可謂歷歷在目,記憶猶新。為了使武人專橫跋扈、割據以至篡位的局面不再重演,避免北宋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轍,宋太祖“以史為鑑”,常常與大臣就重建國家權威和秩序的策略進行討論。宋太祖黃袍加身後不久,便問宰相趙普:
“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
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如何?”趙普當即回答說:“唐季以來,戰鬥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
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趙普的進言,完全契合宋太祖維護家天下的心
理意願。沒等趙普說完,宋太祖便說: “卿勿復言,吾已諭也。”[7](卷1) 於是,便有了宋 代“偃武興文”的重大舉措。為此,宋太祖以一種文明和理
性的方式,“杯酒釋兵權”,解除了石守信、王審琦等禁軍將帥的兵權,而代之以文官 治國,“以易武臣之任事者。”[8](陳亮傳) 在宋太祖看來,較之武
臣,文臣更讓他放心,因為他們無兵可擁,無強可逞,是不會因兵強馬壯而危及朝廷的。他曾對趙普說過:“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
知大藩,縱皆 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9](卷7) 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宋太祖上臺伊始,就擺出了一副尊孔崇儒、重用文人的姿態,一登基即下令
“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聖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 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板壁”[10](崇儒) ,並“以孔四 十四代孫孔宜為曲阜縣主薄”[10]
(卷7) 。而後又不 斷招納“困頓風塵,潦倒場屋”[11](卷1) 的知識分子入仕,還令五代遺留下來當年與
他並肩軍馬倥傯的將士讀書,使之儒化,並一再強調“宰相須用讀書人”[9](卷7) ,地方上則命“士人典 州”[12](卷1)。為了廣泛吸收更多的儒
生參加到統治階層的隊伍中來,宋太祖又下求賢詔曰:“繼今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黃衣,並許詣 閣門投牒自薦,朕當親試焉。”[9](卷5) 與此
同時, 宋太祖又制定和實行了一系列保護文士的措施, 他曾立有三條後世戒規,其中一條便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而且告誡後代“子孫有 逾此誓
者,天必殛之”[13](卷1) ,對文人士大夫採取了比較寬容的政策。
宋太祖針對唐末五代的歷史經驗教訓而作出的崇文抑武的選擇,無疑開啟了一代偃武興文之機,故《宋史?文苑傳》序言中說:“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
尚,而一代之規模,可以預知矣。藝祖(太祖)革命,首用文吏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
者,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事實亦正如此,以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為契機而開啟的崇文抑武的治國方針,為以後歷朝皇帝所效法、遵循,並被沿襲為
祖宗家法。此後繼宋太祖即位的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等歷朝皇帝都奉行了崇 文抑武政策,“興文教,抑武事”[9](卷18) ,欲 “以文化成天下”
[14](卷9) ,同樣給文臣以尊厚的地位。宋太宗即是其中一典型代表。他曾對近臣說:“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 治。”[9](卷23)強調
要鞏固政權,就必須興文治, 尊孔 禮儒.為了標示崇文的決心,宋太宗還不惜巨資,對號稱天下文淵之藪的三館(昭文館、集賢院、史館)進行
重建,親賜名為“崇文院”,並把宮中內殿“講武殿”改名為“崇政殿”。為 了達到“巖野無遺逸,朝廷多君子”[9](卷24)
目的,宋太宗更是重視提拔讀書人,千方百計網羅人才,“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
才”[9](卷42)。對於這樣大規模地網羅儒臣,宋太宗曾不無自鳴得意地說:“朕於士大夫無所負 矣!” [9](卷24 ）。
總之,宋太祖立國之初由杯酒釋兵權為契機開啟的一代偃武興文之機,結束了武人干政的局面,使宋代在政治上形成了“文德致 治”[8](卷436)、“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即所謂“以 儒立國”[9](卷221) 的政治構架,儒家知識分子亦由此進入了一個光輝燦爛的隆盛時代。[8]
(卷436三
科舉制度是聯結士人與官僚的重要橋樑,是士人階層進入官僚政治集團的基本保障。宋代帝王既然作出了倚重文臣、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選擇,就要求宋
王朝大力發展科舉制度,為各個階層的知識分子開闢仕進之路。正是在這樣一種現實情勢下,宋王朝發展和完善了唐代的科舉制度,進一步抬高了科舉選官的地位,
並對科舉制度進行了多方面的變革,逐步建立起一套嚴密而完備的科舉立法:第一,嚴格考試的各項規則,嚴防勢家對科舉的控制和壟斷。如廢除由當朝顯貴“公
薦”舉人的慣例,實行復試、殿試製,以及考官鎖院制,推廣勢家子弟、考官親屬的別試避嫌法,推行封彌、謄錄法。第二,取消唐時科舉考試的門第限制,廣開寒
門讀書人的通道,應試者家不重譜牒,身不重鄉貫,不講門第身份,凡稍具文墨者,皆可應考。這樣,就使科舉取士的範圍空前擴大,幾乎是面向了社會各個階層,
“雖山野貧賤之家,子弟苟有文學,必賜 科名。”[15](卷37)
第三,提高科舉及第後的待遇。唐代科舉考試錄取後,只取得做官的資格,還須經吏部考試合格後授予官職。而宋代進士錄取後,不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遷迅
速,科舉榜發,“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
公輔”,“名公 臣卿皆由此選。” [8]()三
科舉制度是聯結士人與官僚的重要橋樑,是士人階層進入官僚政治集團的基本保障。宋代帝王既然作出了倚重文臣、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選擇,就要求宋王
朝大力發展科舉制度,為各個階層的知識分子開闢仕進之路。正是在這樣一種現實情勢下,宋王朝發展和完善了唐代的科舉制度,進一步抬高了科舉選官的地位,並
對科舉制度進行了多方面的變革,逐步建立起一套嚴密而完備的科舉立法:第一,嚴格考試的各項規則,嚴防勢家對科舉的控制和壟斷。如廢除由當朝顯貴“公薦”
舉人的慣例,實行復試、殿試製,以及考官鎖院制,推廣勢家子弟、考官親屬的別試避嫌法,推行封彌、謄錄法。第二,取消唐時科舉考試的門第限制,廣開寒門讀
書人的通道,應試者家不重譜牒,身不重鄉貫,不講門第身份,凡稍具文墨者,皆可應考。這樣,就使科舉取士的範圍空前擴大,幾乎是面向了社會各個階層,“雖
山野貧賤之家,子弟苟有文學,必賜 科名。”[15](卷37)
第三,提高科舉及第後的待遇。唐代科舉考試錄取後,只取得做官的資格,還須經吏部考試合格後授予官職。而宋代進士錄取後,不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遷迅
速,科舉榜發,“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名公 臣卿皆由此選。” [8](選舉志）
顯然,宋代科舉制度中的種種立法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科舉考試的客觀性與公平競爭,為整個地主階級乃至寒門士人敞開了科舉入仕的大門。在宋代,無論是
官宦子弟,還是庶族地主、殷富農民、工商子弟,凡是“稍具文墨”的讀書人,都可以應舉入仕。這就極大增強了科舉考試的開放性,由此導致了“取士不問家
世”[16]原則在宋代的實現,同時也使“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思想得到了具體體現。與此同時,宋代又大量增加了科舉取士的人數。據載,宋太宗在位22年,僅進士一科取人近萬名,平均每年450多人。
關於兩宋科舉取士的具體人數,張希 清先生曾根據10餘種史書、文集和筆記,對兩 宋貢舉登科人數進行過細緻考證。統計與考證的結果表明,兩宋通過科舉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這個平均每年取士的人數,不僅大大超過了唐代的取士人數(約為唐代的5倍),亦為後世的元、明、清所不能企及(約為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
4倍)[17]。
隨著宋代科舉制度的發展,科舉制度在選官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對社會的影響亦愈來愈大,已成為宋人社會地位上升的主要途徑,致使朱熹也不得不承認:“居今之
世,使孔子復生, 也不免應舉。”[18](卷13) 陸九淵也說:“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 此。”[19](卷23)
宋真宗的《勸學文》:“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
如玉。男兒欲 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20]
,亦從一個側面表明科舉在人們心目中的位置。在世人看來,最得意的是科舉題名:“久旱逢甘雨,他鄉見故知, 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21](得意詩)
;最失意的則是科舉下第:“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 恩宮女面,下第舉子心”[21](失意詩)
。正是在科舉的刺激下,社會上不同階級、階層出身的知識分子的讀書熱情空前高漲,一個萬眾向學的社會風氣蔚然成風,以至於在有的地區,形成了“為父兄者以
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 不學為辱”[21](饒州風俗)
的社會現象,整個社會幾乎完全被籠罩在讀書應舉的氣氛之中,讀書應舉已成為宋人最為關心的事業。可以說,在中國封建社會,大概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宋代那
樣,將科舉制度與讀書仕進聯絡的如此緊密,科舉已成 為宋代社會上人們一條主要的上升之途,其它入 仕之途越來越失去分量,科舉制在選官中的主導地位已完全確立。
從統治階層的**和成分看,宋代完全可以說是由科舉出身的人掌握政權的一個朝代。據《宋史?宰輔年表》等資料統計,宋仁宗在位41年,用宰相23人,其中22人是進士出身;用參知政事、樞密院正副使等**65人,其中進士出身者55人。
另據黃留珠先生的統計,整個北宋的71名宰相中,有64名為進士或制科出身,除去一些特殊情況,真正不由科舉而任宰相者,僅有3人[22](p27)。香港學者李弘棋統計,在宋代全體文官14860人中,僅前三十年科舉及第的**就達7833人,佔總數的52.71%。
顯然,通過科舉入仕的士大夫佔了明顯優勢,故《宋史?選舉志》說:“宋之得才,多由進士”。
不僅如此,由於宋代科舉打破了門第限制,增加了寒門士人及第仕進的機會,因而在宋代的官僚中,庶人出身者也佔了一個很大的比例,絕非個別現象。如王禹“世為農家,九歲能 文”[8](王禹傳),歐陽修“家貧,至以荻畫地學 書”[8](歐陽修傳)。賢相杜衍“貧甚,傭書以自 資”[7](卷10)。
自幼家境貧寒的范仲淹,年青時在南都學舍學習時,也是過著人所不堪的生活。光宗紹熙進士陳亮,早年亦是“貧不能自 食”[23](卷37)……孫國棟的研究表明,北宋入《宋史》的**有46.1%來自寒族(晚唐入新舊唐史的**中寒族比重僅佔13.
8%)。kracke對 南宋兩份進士題名錄的研究則表明:來自非** 家庭的在2023年佔56.
3%,在2023年佔57. 9%[24](p135) 。另據陳義彥先生統計:
在《宋史》有傳的北宋1953人中,以平民或低官出身而入仕者,佔55.12%;北宋一至三品官中來自布衣者約佔53.67%,且自宋初逐漸上升,至北宋末已達64.
44%[25]。
總之,宋代科舉制度的蓬勃發展和完善,使大批滿腹經綸的知識分子進入官僚機構,促使官僚集團的結構,從貴族士族型向文人學士型轉變,以科舉起家的官僚基本
上取代了世襲的世家大族成為社會親貴。宋代由於科舉制度的發達,加上右文政策的推行,當時從**到地方的各級行政機構,大都由文士擔任。誠如宋人蔡襄所
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辭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 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
士也。”[26](卷18) 可以說,宋代科舉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把古代中國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極致,使從漢代出現的、延續了一千餘年的
“皇權-士大夫”政治形態最終得以確立起來。儘管宋代文官政治也是封建**主義**集權制度的衍生物,但與士族門閥政治相比,大量的文人入仕不僅改變了自
漢代以來主要代表世族門閥階層利益的政權性質,擴大了統治基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官僚集團的整體文化素質,有利於社會文化事業的發展。宋代**主義
**集權的空前強化和文化復興與繁盛這一事實,便是例證。
當然,文人入仕也有消極一面。重用文人,使廣大文人沉醉於科舉取士的事業之中,讀書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濟世匡國,而是為了升官發財,享受人生的榮華富
貴。所以,許多人入仕 後,“才得富貴,便多改節”[9](卷429) 。像宋祁 “點華燈擁歌妓醉飲”[27]
之類的記載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俯拾即是,不勝列舉。大量的文人入仕,還造成宋代官僚機構冗腫不堪,許多人有官位而無職事。為了早日求得差遣,“士人多馳鶩
請託”[9](卷429) ,紛紛奔走於權貴之門,獻禮納賄,以致“問遺公行,賄賂旁午”,“貪苴成風, 而貪吏滿天下”[28](卷21)
,士風日趨敗壞,而敗壞的原因就
在於“士大夫無恥”,以至於時人黃震發出這樣的感嘆:“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 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8](《黃震傳》
)另外,文人入仕,好持異論,務為高名,常常在一些政治爭論中各執己見,爭論不休,並發展成黨同伐異的朋黨之爭,不僅導致了政局的動盪,也敗壞了社會風
氣。宋朝末年,包括明清時期,朝野上下出現的空談性命、不務實政的風氣,與宋代重用文臣的政策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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