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地主階級洋務派進行洋務運動，失敗農民階級太平天國起義，失敗資產階級改良派進行維新變法，失敗
2樓：匿名使用者
十八世紀上半期，在中國史上，是康熙末年到乾隆中葉這一時期。這時滿族統治者已經在中國土地上鞏固了它的統治，再建了中國的封建秩序，恢復了中國的封建經濟，特別是農業經濟。 很多資料證明，滿族統治者在掌握了國家機器以後，就把恢復中國的農業生產當作自己頭等重要的政治任務。
他們利用上層建築積極地促使封建經濟基礎及作為封建主義根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鞏固。通過一系列的經濟措施，如整頓水利、獎勵開墾等等辦法，特別是帶有強烈階級性的政策，如減免錢糧，動員和培養封建力量，把漢族地主階級扶植起來，並把統治農村的權力交給他們，讓他們重新騎在農民的頭上，使用各種經濟外的強制手段，迫使農民在封建地主經濟的奴役之下從事恢復農業生產的工作。經過十七世紀下半期半個世紀的努力，到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的農業生產又走上了發展的道路。
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農業生產的發展，可以從耕地面積的逐漸擴大得到證明。據《清朝文獻通考》田賦考所載，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中國耕地面積的總數是五百四十九萬餘頃，到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增至六百零七萬餘頃，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增至六百八十三萬餘頃，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增至七百零八萬餘頃，到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亦即《紅樓夢》的作者死後的第三年，便增至七百四十一萬餘頃，這個數字已經接近了明末耕地面積的數字，因而也就說明了那些在清初因為遭受戰爭的蹂躪而生長了野草的土地，到十八世紀上半期幾乎全部栽種了穀物或其他農作物3。 由於農業生產的發達，在某些地區土地**也因之逐漸**。
據錢泳《履園叢話》所載，順治初，良田每畝不過二三兩；康熙年間，漲至四五兩不等；雍正間，回到順治初**；乾隆中，田價每畝漲至七八兩乃至十餘兩；到嘉慶中，每畝竟漲至五十餘兩4。 這些都表示了農業生產的發達。可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業生產發達的過程亦即土地集中的過程。
關於這一點，《紅樓夢》的作者提供了很好的資料。《紅樓夢》第一百十三回劉老老說：「我們那裡雖說是屯鄉里，也有大財主人家，幾千頃地，幾百牲口，銀子錢亦不少。
」第一百十九回又說到劉老老莊上的一些地主，作者說：「那莊上也有幾家富戶……內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家財鉅萬，良田千頃。」象這樣一千頃、幾千頃地的大地主出現在屯鄉里，這就反映出當時八旗莊田區域內的土地集中已經達到嚴重的程度。
在另外的地方，作者又說到大觀園的主人擁有的田莊。《紅樓夢》第五十三回中說到寧國府如今「一共只剩了**個莊子」；又說榮國府有「八處莊地」，比寧國府的田地多幾倍。第八十八回說到榮國府的「地租莊子銀錢出入，每年也有
三、五十萬來往」。這些資料說明了大觀園的主人們也是大地主，他們所有的土地當然不只是原來分配的份地，而是包括著後來從八旗農民或漢族農民手中收奪的土地。同時也說明了大觀園的主人們之所以能夠奴役成百的丫鬟和奴僕，主要的是封建土地所有權的威力之表現。
《紅樓夢》中所反映的土地集中的情況可能有些誇大，但摹本上是符合於當時事實的。乾隆十四年監察御史赫泰《籌八旗恆產疏》中曾說到八旗農民失掉土地的情形雲：「恐八旗老圈地畝，典在民間者未必止於九千餘頃。
何則?近京五百里之內大概多系旗地，而民典旗地，自康熙
二、三十年間以至今日，陸續典出者多，贖回者少，數十年來斷不止於此數。」5這一資料說明了八旗農戶典出的土地總數將近一萬頃，按照八旗壯丁每人占地三十六畝計算，則已經有三萬多人把他們的份地當作債務的抵押品交給別人了。 土地集中不僅是八旗莊田區域的現象，很多資料證明在十八世紀上半期土地集中已經是普遍全國的現象。
康熙四十三年上諭中說到當時土地兼併的情形雲=「田畝多歸招紳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幾何?從前屢頒蠲詔，無田窮民未必均沾惠澤，約計小民有恒業者十之三四耳，餘皆賃地出租，所餘之糧僅能度日。」6盛楓《江北均丁說》記載康熙末年江北、淮南一帶的情形雲：
「區方百里以為縣，戶不下萬餘，丁不下三萬，其間農夫十之五，庶人在官與士夫之無田及逐末者十之四，其十之一則坐擁一縣之田、役農夫、盡地利而安然食稅衣租者也。」7這些資料說明了在康熙年間大部分耕地已經集中在大地主手裡，只有十分之三四的農民尚保有小塊土地，其餘都是「賃地出租」的佃農。在某些縣份，甚至佔人口總數十分之一的地主霸佔了全縣的耕地，佔人口十分之九的農民都失掉了土地，其中有十分之五變成了佃農。
到乾隆年間，土地兼併繼續進行。楊錫紱在其《籌民食疏》中說到乾隆十三年時湖北的情形雲：「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莊，每歲所入難敷一家口食，必須買公尺接濟。
」8又吳英在其策書中說到乾隆四十五年時廣西的情形亦雲：「阡陌開而田大半歸富戶，而民大半皆耕丁。」9這些資料說明了乾隆年間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耕地面積已經被地主瓜分，很多以前有田的農民變成了地主的佃戶或耕丁。
資料又證明在土地兼併的過程中先後出現了一些擁有龐大耕地面積的大地主。早在康熙二十八年副都御史許三禮就在其奏劾徐乾學的奏疏中檢舉徐乾學在無錫縣買田一萬頃，又在蘇州、太倉、崑山、吳縣、長洲、常熟、吳江等州縣買房屋田產10。同年左都御史郭璘又在其奏劾高士奇的奏疏中檢舉高士奇於本鄉平湖縣置田產千頃11。
康熙二十九年佛倫在其奏疏中說山東「富豪之家，田連阡陌」12。《華亭縣志》說到康熙時松江府境內的地主「有一戶而田連數萬畝，次則三四萬至一二萬者」13。雍正時，四川總督黃廷桂、巡撫憲德在其密查岳鍾琪財產的奏摺中說岳鍾琪在四川成都、溫江、金堂、彭縣、彭山、邛州等六處有地14。
昭連在其所著《嘯亭續錄》中記乾隆時「海內殷富素豐之家，比戶相望」，其中如京師公尺賈祝氏，「富逾王侯」，「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仿」，「懷柔郝氏，膏腴萬頃」15。薛福成在其所著《庸盒筆記》中記和珅所佔的土地有八千餘頃，他的奴僕之中也有人占有土地六百餘頃16。又馬國翰在其所著《竹如意》中記當時「山右亢某，家巨富，倉庾多至千數，人以百萬呼之，……晉省大旱……人心惶恐……亢獨詭施然對眾揚言曰：
『上有老蒼天，下有亢百萬，三年不下雨，陳糧有萬石』。」17這些資料說明了當時大地主占有的耕地面積多至十萬畝乃至一百萬畝。 土地集中的過程，也就是中間階級沒落的過程。
正象鄧拓同志在他所著《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一文中所指出的，《紅樓夢》就是以乙個走向沒落的小地主甄士隱開始的。《紅樓夢》第一回說到甄士隱的沒落是因為家裡遭了火災，「水旱不收，盜賊蜂起，官兵剿捕，田莊上又難以安身」，於是「只得將田地都折變了」18。這裡暴露了由於土地兼併而引起的階級矛盾已經達到了相當尖銳化的程度。
資料證明小地主的沒落在當時是一般的現象。《錫金識小錄》曾說到當時無錫的情形雲：「城居者多貧室，有宿舂者十不得一，而鄉民頗多溫飽，蓋雍正間匯追舊欠，奉行不善，凡系舊家大抵皆破。
」19從這裡可以看出在當時除了那些當權的大地主可以勾結官府逃避繳納舊欠以外，象甄士隱一類居住在城市依靠地租為生的小地主到這時都在擔心明天的早飯。 當然，作為乙個階層從土地上被剝奪和驅逐的在當時還是中農，這些中農就是上面所引證的資料中所說的「從前有田之人」。這些人大抵被擠入了貧農的隊伍，他們不得不考慮自己的生存問題。
資料證明這些被剝奪和驅逐的農民無產者有一部分是留在農村充當佃農或者變成農業雇傭工人。農民無產者之變成長工或日工等農業雇傭勞動者，在明代就有這類記載。乾隆《湖州府志》轉引明人王道隆《菰城文獻》中所載雲：
「農人最勤，四體焦勞，終歲不休。無產者僱傭受直，抑心殫力，謂之長工。夏秋農忙，短假應事，謂之忙工。
收穫之際，公私償責而場遽空者十恆七八。」20這樣的情形在清朝還是繼續存在和發展。乾隆十四年禮科給事中劉方靄在《請修補城垣勿用民力疏》中說：
「伏見任力役者惟農民，而農民為最苦，無田可耕則力佃人田，無資充佃則力傭自活。」21所謂「力傭白活」，就是出賣勞動力以為生。 另外有些資料，特別是當時統治階級發布的文告中，又反映出當時的農民離村外出的情形也很普遍，他們或者跑進工商業城市，加入城市工匠或流氓無產者的隊伍，或者遠離故鄉跑到遙遠的邊疆地區去尋找自由的土地從事開荒或經營小本買賣。
康熙四十六年上諭中說：「今巡行邊外，見各處皆有山東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數十萬人之多。」22康熙四十八年上諭說：
「今河南、山東、直隸之民往邊外開墾者多。」23康熙五十一年上諭中說：「山東民人往來口外墾地者多至十萬餘。
」24康熙五十二年上諭中說：「湖廣、陝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開墾。」25雍正六年上諭中說：
「上年聞湖廣、廣東、江西等省之民……遷移四川者不下數萬人。」26乾隆十年御史胡蛟齡《推廣闢荒疏》中說：「陝西省之榆林、延安二府各屬，近邊無業貧民，均賴出口種地以資生計。
」27嚴如煜在其所著《三省山內風土雜識》中說：「川陝邊微，土著之民十無一二；湖廣客籍，約有五分；江西各省，約有三四分。」 還有一些資料指明離鄉出外的農民找不到下落。
據《熙朝紀政》所裁，乾隆二十三年「岢嵐州逃亡六百餘丁，五寨縣逃亡二百餘丁」28。 象這樣成千成萬的「象鳥一樣無拘無束的無產者」29從土地上被驅逐走向他們以前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遙遠的邊疆乃至自己還不知道的地方，這就具體地說明了當時階級分化所產生的變化是相當劇烈的。 一方面是大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從土地上被剝奪和驅逐出來的出賣勞動力的農民，這就是隱蔽在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農業繁榮背後的社會的真實內容。
土地集中以及因此而引起的農民被剝奪和驅逐，不是十八世紀上半期的中國社會所特有的現象，而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中經常發生的現象。在封建社會的歷史時期中，這種現象的出現往往是農民戰爭爆發的訊號。但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即在封建社會的末期，農民之被剝奪和驅逐則是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前奏曲。
因為「農民一部分被剝奪和驅逐，不僅在游離勞動者時，為工業資本『游離』出來了他們的生活資料和勞動材料，它還創造了國內市場」30。十八世紀上半期的中國社會正是處於封建社會的末期，在這個末期的封建社會內的某些地區和某些生產部門中正在開始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雖然這種萌芽由於滿族統治者的侵入遭受了蹂躪，但在新的歷史條件之下，又恢復了它的發展。問題只是在於這種萌芽的狀態的資本主義因素究竟發展到什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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