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作者認為，陳子昂的《復仇議》中的觀點是矛盾和不足取的，進而提出了個人的見解。徐元慶為父報仇，殺了父親的仇人，然後到官府自首。對於這樣乙個案例，陳子昂提出了殺人犯法、應處死罪，而報父仇卻合於禮義、應予表彰的處理意見。
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駁了這種觀點，認為這不但賞罰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慶報殺父之仇的行為既合於禮義，又合於法律，應予充分肯定。他引經據典，說明這種主張自相矛盾，背禮違法，造成混亂。
文章雖然從維護封建的「禮」與「法」的尊嚴出發，調和為親報仇與守法之間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卻側重於說明官吏違法殺人應當受到懲處這個觀點。
對人民群眾反抗暴虐官吏的行為客觀上予以支援，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護的社會現實。全文觀點鮮明，分析透徹，邏輯嚴密。
2樓：手機使用者
柳宗元《駁復仇議》是一篇高揚以人為本思想的光輝篇章。它以對弱者的深切同情，批駁初唐陳子昂「既誅且旌」的論點，並且，闡述了「調」即和諧在處理社會矛盾中的作用。全文層次清楚、內容豐富，對今天，依然有啟發。
《駁復仇議》中，柳宗元不僅破字當頭，對陳子昂進行了毫不客氣的否定與反對，讀來「勁暢」；而且，立在其中，聯想到社會矛盾與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確有「卓識」。概括一下，全文大致有四個層面：
一、「旌」與「誅」不能並用。
柳宗元先說，「禮」與「刑（法）」，儘管性質相同、目標一致，都在於「防亂」，但它們的應用，卻判然分離，即，「禮」是「本情以正褒貶」，它必須調查「誠（好）」或「偽（壞）」的事實；「法」，是「窮理以定賞罰」，它注重研究「曲（錯）」或「直（對）」的結論。乙個是「始（本）」，乙個是「端（末）」。既有聯絡，又有區別。
柳宗元繼續說，徐元慶做了可「旌」的「誠（好）」事，陳子昂卻硬要將他放到「曲（錯）」的位置，說「彼殺之，我乃殺之」，這叫做「濫」，造成「黷刑（枉法）」；相反，如果徐元慶的確「曲（錯）」了，該「執而誅之」，卻偏要說他做了「誠（好）」事，那麼，這是「僭」，「壞禮（禮不健全）甚矣」。基於這種分析，柳宗元認為，陳子昂所謂「既誅且旌」應該「編之於令、永為國典」的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無法「趨義」、「違害」）。
二、既然徐元慶是「守禮而行義」者，那麼，他就一定不會與「王法」為敵（守法人）。
《新唐書·孝友·張琇傳》載：「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
」從此案例，我們大致可獲兩點資訊：（一）徐爽無罪；（二）徐元慶有冤。事實上，柳宗元就是根據這兩個判斷，認為，趙師韞殺害徐爽，是「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使徐元慶蒙冤；加之，「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使徐元慶無處申冤。
於是，他才同趙師韞不共戴天，「處心積慮，以衝仇人之胸」。應該說，柳宗元對此行動，給予了極高評價，他說，徐元慶的「不忘仇」，是「孝」；徐元慶的「不愛（怕）死」，是「義」。這樣乙個「守禮而行義」的人，「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他又怎麼可能做出「悖驁而凌上」，即，「仇天子之法」、「戕奉法之吏」的錯誤舉動來？
三、在一來一往的「兩下相殺」中，徐元慶是值得同情的弱者。
柳宗元說，在徐元慶與趙師韞的尖銳對立中，他是「弱」者；另外，在徐元慶與州牧、刑官的據理力爭中，他又是「寡」者。就是這樣乙個弱者、寡者，做出了令「執事者」（指州牧、刑官等）「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要忙著認錯、道歉）」的「得禮」（徐爽沒有「抵罪觸法，陷於大戮」）之事，本該旌表，卻置死地，使柳宗元對徐元慶的悲慘遭遇，深感不平與無道；他堅定地站在弱者的立場上，大聲疾呼：「而又何誅焉！
」使我們彷彿聽到了他那發自心靈深處的怒吼。真的，我們還非常有必要研究柳宗元滿懷同情的措詞：「籲號不聞」、「介然自克」、「即死無憾」、「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暴寡脅弱」、 「服孝死義」等，正所謂「深痛至憤所不能已者」。
四、解決普遍存在著的社會矛盾與衝突，最理想的境界是「調」。
陳子昂在《復仇議狀》中，說了這樣一段話：「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認為，作為兒子，都有親生父親，如果大家因為愛自己的父親而去恨**、殺仇人，那麼，勢必帶來難以掌控的混亂狀況。
對此論調，柳宗元駁斥道，陳子昂一方面侈談「禮」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卻又不懂「禮」的中心內容，即，「禮」的性質與目標，在於「防亂」；而「防」的最有效辦法，莫過於「調」字。於是，他引用《周禮·地官·調人》：「掌司萬人之仇：
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仇之。」指出，國家的治理，需設「調人」官職，他們的責任所在，是化解怨恨；而他們的理念，則是勸阻仇殺，不管應不應當。在這裡，我們分明見出柳宗元引述的用心，即，如果積極主動地去「調」了，那麼，「殺人」的概率必然會大大降低，而陳子昂所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的局面，也根本不會再發生（「不除害」）。
既然如此，那麼，「調」究竟包含了什麼樣的具體內容？
在柳宗元那裡，「調」絕非隨便的字眼；他以自己的體驗與感受，從巨集觀與微觀的各個層面，進行過嚴肅而又深入的思考，即，他把可以「防亂」的「調」字，放到整個「王法」的系統中去，認為，它是不可或缺的：
（一）官要守法。柳宗元說，官吏，在行政的過程中，要無條件地「奉法」：「凡為治者，殺（人），無赦」。
而不能知法犯法，即，蓄「私怨」、鼓「吏氣」、「虐於非辜」。這就不但不能被群眾容納與接受，反而，會引起仇恨。
（二）上下不可蒙冒（蒙蔽、掩蓋）。柳宗元認為，當下級官吏為自己的利益而引發仇恨時，上級要「聞」、要「問」，而不是「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所謂「聞」，即，認真地傾聽百姓的「冤抑沉痛」；所謂「問」，即，與百姓仔細地攀談，不讓他們「號無告」。
柳宗元繼續批判，除此之外，「執事者」還應對自己不但沒有監督，反而蒙蔽、掩蓋、縱容、包庇犯法的下級，感到羞恥與慚愧，因為，徐元慶的最終「復仇」，與他們有著間接的因果關係。
（三）要用調查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柳宗元引《周禮·地官·調人》，有這樣一句話：「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
所謂「令」，有「使用」意。使用什麼？使用方法或手段。
之前，柳宗元說：「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指，如果「王法」完備，那就必定離不開調查：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也需研究：
這究竟是對還是錯。可以這樣說，調查研究，就是「調」的方法和手段；也只有在這個過程中，「情（事實）」、「理（道理）」得以清楚，為化解與消除矛盾，奠定客觀基礎。 根據以上分析，柳宗元「以人為本」的思想自然而然地凸現出來了。
細分一下，至少有這麼兩點，依然有現實意義與啟發作用：
（一）珍愛生命。在《駁復仇議》中，我們不僅看到了柳宗元對犯法官吏的無比憎恨，也注意到了他對百姓生命的無限愛惜。他駁陳子昂，是用譴責的筆觸去寫的，比如「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矛頭直指陳子昂的助紂為虐，認為，他「反以為戮」，開了「濫」殺之戒，真正是「不議曲直」、「暴寡脅弱」，喪失了起碼的人性與良知。
柳宗元對死難者的同情，在其他作品中，也有反映，如，在《答元饒州論政理書》中，說，「敝政」使「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在《捕蛇者說》中，控訴賦斂之毒，導致「死者相藉也」；再如《非〈國語〉·戮僕》篇，柳宗元批評晉中軍司馬魏絳不殺公子而斬其僕，是「害無罪」、「非能刑」、「不亦甚乎」！
（二）聯絡群眾。在《駁復仇議》中，柳宗元說，作為乙個「守禮而行義」者，徐元慶絕不會與「王法」為敵。他之殺趙師韞，直接原因是趙「虐於非辜」；間接原因，在於「執事者」的不聞不問。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一方面，柳宗元認為，人民是有反抗的力量的；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對立面的擴大，柳宗元又提出了乙個非常迫切的任務，即，要加強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絡。他論述道，一部完備的「王法」，對執政者要提出較高的要求：見民生不能不聞不問，而應「刺讞（定案）其誠偽，考正其曲直」；甚至，還應反思，為自己沒能聯絡好群眾、使人民受惠而「有慚色」。
以（復仇議狀）和（駁復仇議）為例，談談對中國禮與法關係的看法？
《復仇者聯盟四》中有哪些細思極恐的細節
假酒害人啊 我感覺沒有吧，明明一個正能量滿滿的電影，別這樣吧。 馬克燦燦 恐就恐在不把古一帶過去。 守株不待兔 細思極恐？我感覺鋼鐵俠就很細思極恐 有哪些細思極恐的歷史細節？ 河工大校草 在各 書中都有 兩腳羊 的記載，而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在仔細的閱讀中可以發現，這並不是羊，而是被當做食物的人。 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