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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孝經》中國古代儒家的倫理著作。儒家十三經之一。傳說是孔子作，但南宋時已有人懷疑是出於後人附會。
《孝經》，以孝為中心，比較集中地闡述了儒家的倫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規範，“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指出孝是諸德之本，認為“人之行，莫大於孝”，國君可以用孝治理國家，臣民能夠用孝立身理家。
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指出，該書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遺言”，成書於秦漢之際。自西漢至魏晉南北朝，註解者及百家。
2樓：
孝經》在流傳和研究中，人們始終有個疑問：是誰撰寫了《孝經》？
其實人們只要讀一讀那些留下來的歷史材料，每個人都會發生同樣的疑問。比如：
權威的《史記•仲尼**列傳》記載：“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此則記載有幾個資訊：（1） 曾參與孔子的年齡比較。（2） 孔子把曾參看做是能通曉並傳佈孝道的最合適人選。
（3） 於是孔子選定了曾子，專門傳授了孝道。於是，撰作了《孝經》。但是，我們馬上會發現一個問題，這裡說到兩個人，到底是孔子作了《孝經》，還是曾子作了《孝經》，沒有清晰地指明，而是模稜兩可。
因此後人對此史料的解讀，或認為《孝經》是孔子作，或認為是曾子作。
再看一則權威史料，《漢書•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後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但是誰作了《孝經》，也沒有說明確，因此又可以出現二說：
或認為孔子作，或認為曾子作。
再如《孔子家語》：“曾參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
其實我們設身處地為兩位作者司馬遷、班固想一下，就會有一種同情的理解，因為他們也不能舉出確切的證據來明確指出到底《孝經》的作者是誰，或是心中有某種指向，但是不便明說，因此只能含糊其辭了。
不過也有明確是孔子所作的，如《隋書•經籍志》：“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不過，這也是一家之說。
後來人們又從各個方面質疑、考證、研究，於是自古至今大約形成了好幾種說法：
1. 孔子撰寫了《孝經》
《漢書•藝文志》認為《孝經》為孔子所作。其實依照我們來看，《藝文志》並沒有說定。因此這一材料，既被一些人認為是孔子作的證據，也被另外一些人認為是曾子作的證據。
楊伯峻說：《孝經》不是孔子所作，不待智者而後明，因為一翻《孝經》本書便會明白。孔子若作《孝經》，哪能稱他的學生曾參為“曾子”，此其一。
《孝經》抄了孔子以後的一些書，如《左傳》、《孟子》、《荀子》，孔子怎能預見到他死後一兩個世紀中某些人會說某些話？此其二。《論語》是比較可信的孔丘言行錄，《孝經》的論孝，便和《論語》的論孝大不相同，甚至有矛盾處，此其三。
所以越到後代，這種主張的人便逐漸少了。（《經書淺說》）關於這一問題後文還會討論。
2. 孔子**曾子作《孝經》
《史記•仲尼**列傳》以為《孝經》乃孔子**曾參所作。比如陳克明《群經要義》中就說：《藝文志》“雖未明言曾參作《孝經》，但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乃是曾參秉承孔子之意而撰成《孝經》”。
其實在我們來看，《史記•仲尼**列傳》也並沒有明說，也是兩可的。
關於曾子作《孝經》，楊伯峻也有說：這一說法，在司馬遷時未受重視；到兩晉以後，附和者漸多。但取《禮記》和《大戴禮記》曾子論孝諸事與《孝經》比較，相牴觸者不少。
如《孝經》主張“父有爭子”，甚至說：“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指不義之令）又焉得為孝乎”？而《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上篇》說：
“父母之行，中道（合理）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
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
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一個說不爭就是不孝，一個說爭辯是禍亂髮動之源，究竟哪一說是曾子本意？何況《孝經》所用《孟子》、《荀子》諸語，曾子是不可能看到的。
所以這一說也不可信。（《經書淺說》）
3. 曾子的**作《孝經》
宋代胡寅說：“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言之，門**類而成書。”（朱彝尊《經義考》卷二二二）
楊伯峻說：“這是宋朝人如胡寅（朱彝尊《經義考》引）、朱熹（《孝經刊誤》）開其端，並無實證，只是想象之詞。”另外如宋代的晁公武也主此說，其《郡齋讀書志》認為《孝經》乃曾子**所作。
李學勤說：“《孝經》文中多稱引《詩》、《書》，體例與《禮記》所收《中庸》、《大學》相似，確為曾子一系儒家作品。《呂氏春秋》曾引《孝經》，證明其書成於先秦。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2023年）
4. 曾子**中的子思作《孝經》
宋代的王應麟《困學紀聞》引宋代馮椅之說：“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此認為《孝經》乃曾子**中的子思所作。
楊伯峻反對，有評說：“尤不足信。”（同上）不過今人有一些學者較傾向此說。
如彭林有《子思作〈孝經〉說新論》，認為是子思作《孝經》。主要理由是：《緇衣》、《中庸》、《坊記》、《表記》出自《子思子》，認為已經由郭店楚簡的發現得到證明。
《孝經》與《緇衣》四篇多在“子曰”之後引《詩》、《書》，風格相同。當屬於同一時代、同一作者的作品。《論語》中孔子多言《詩》、《禮》而罕言《書》，與《子思子》判然有別。
用《詩》、《書》發揮孔子思想，應該是子思的創造。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繼承了子思學派的傳統。《孟子》原有《說孝經》等“外書四篇”，《史記》等曾引用。
《說孝經》當是《孝經》成書於孟子之前、孟子論述其師門所傳《孝經》的證據。郭店楚簡內多次論孝，與《孝經》相表裡，表明孝是子思學派討論的熱點之一。因此，認為子思作《孝經》。
不過關於此問題，也尚可再討論。
5. 孔子的七十子或七十子的**作《孝經》
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序》：“聖人言為經，動則為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又清代毛奇齡《孝經問》：
“此是春秋戰國間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後於《論語》，而與《大學》、《中庸》、《孔子閒居》、《仲尼燕居》、《坊記》、《表記》諸篇同時，如出一手。故每說一章，必有引經數語以為證，此篇例也。”這是籠統地認為《孝經》乃七十子或是七十子之徒所作，可能是一種記錄的轉述，或是一種經過加工後的編纂。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是這種看法，認為“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呂覽•察微篇》亦引《孝經•諸侯章》，則其來古矣。然授受無緒，故陳、汪應辰皆疑其偽。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為近，要為七十子徒之遺書。
使河間獻王採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惟其各出別行，稱孔子所作，傳錄者又分章標目，自名一經。”
6. 孟子的**之作
王正己在《古史辯》第四冊的《孝經今考》一文中說：“從大體上看來，《孝經》思想有些與孟子的思想相同，不過是文字的變相而已。”“總之《孝經》的內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經》大概可以斷定是孟子門**所著的。
”7. 後人附會而作《孝經》
宋代的朱熹主此說。朱熹《孝經刊誤後序》引汪應辰的話，認為《孝經》是後人附會而成。其曾雲：
“《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然皆齊魯間陋儒家篡取左氏諸書之語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殊非《大學》、《中庸》之儔也。
”8. 漢代儒生所偽造
清代姚際恆主此說。姚際恆《古今偽書考》認為《孝經》是漢儒所偽造，姚說：“是書來歷出於漢儒，不惟非孔子作，並非周秦之言也。
”“勘其文義，絕類《戴記》中諸篇，如《曾子問》、《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之類，同為漢儒之作。後儒以其言孝，特為撮出，因名以《孝經》耳。”
到底是誰撰寫了《孝經》？一直到今天還沒有統一的結論。我們認為，從各種資訊來看，不可能是孔子自作，也不可能是曾子自作，同樣也似乎不可能是孟子**所作，亦然不可能是漢儒偽造。
比較下來可能性大的選擇方向是兩個：一是孔子**所作，一是孔子七十子的**所作。如果偏重於後者的話，那麼有可能是曾子的學生所作；如果再把視閾縮小，那麼或者可能是曾子的**中的子思所作。
但是在還沒有十分確定是子思或曾子一系所作時，不妨採取較寬泛一些的看法，留有餘地，有待今後進一步的考證、統一認識。
雖然關於《孝經》作者的看法不統一，但是不妨慢慢說下去讀下去，看看問題出在**，有哪些爭論點，研究者又是怎樣研究的，那麼讀者自己也會有個選擇與判斷了。
在先秦，《孝經》曾被《呂覽》引用過，秦代因焚書坑儒而不見流傳，漢代突然冒出了《孝經》。《孝經》是從**來的？這是個歷史之謎。
首先是漢代初年，一個叫做顏貞的人獻出了《孝經》。
話說秦始皇焚書坑儒，焚燒典籍，坑殺儒生；還不許民間私下收藏書籍，否則就誅族，這就是“挾書者族”之律令。因此許多經典由此而殘缺，損失慘重，當然《孝經》也在被禁被焚之列。劉邦是馬上得的天下，對於一個國家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的建設並不重視。
然而傳到第二代漢代的惠帝卻很看重這些。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廢除秦時所定的“挾書”令，鼓勵民間獻出所藏的書籍。如《漢書•藝文志》：
“漢興，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後來朝廷還派出人員到各地尋訪亡佚經典。於是，《孝經》出現了。
《隋書•經籍志》有個記載：“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
”河間，漢高祖時候置郡，治所在樂城（今河北獻縣的東南）；平帝時轄境相當於今天河北獻縣、交河、東光、阜城、武強各一部分。河間人顏芝收藏了《孝經》，到了漢初，顏芝的兒子顏貞把它獻了出來。
漢初，河間地方獻書的氛圍很濃。《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劉德很有辦法，一方面留下真本，一方面又很好地繕寫一本交換給送書之人，另外再賞賜金子、絲帛等貴重東西，因此名聲傳播出去，招引來許多人獻書。
他得到的書很多，甚至幾乎和整個朝廷的藏書相等。
河間人顏芝的兒子顏貞把收藏的《孝經》獻出來，大約也是置身於這種氛圍之中而被感染了，於是獻出父親的藏書。不過細節就不得而知了，是獻給獻王劉德，還是直接獻給朝廷，或是其他的情況，沒有詳細的記載了。一般認為是河間王劉德將此書獻給朝廷，於是遂為學者傳授的用本。
後來漢代又出現了《孝經》的另外一個本子，稱為古文《孝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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