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在寫之前，先坦白一下，許多資料是通過網上整合而來的。
要先了解王蒙，應先**一下他所身處的年代。王蒙，2023年創作長篇**《青春萬歲》。2023年9月7日發表短篇**《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由此被錯劃為右派。
2023年後在京郊勞動改造。2023年調北京師範學院任教。202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十多年。
期間學會的維吾爾語。2023年調北京市作協。2023年平反。
1983至2023年任《人民文學》主編。2023年當選中共**委員，任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同年6月任文化部部長，2023年卸任。
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理事會理事、中共**第十二屆**候補委員、中共第十二屆和第十三屆**委員、第八和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人民文學》主編等職。現任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作協副主席、國際筆會中心中國分會副會長、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2023年4月任中國海洋大學顧問、教授、文學院院長等職。
可以看出王蒙身處的年代是有比較濃的政治色彩的，所以這個時代的人，寫作或多或少的就會受到政治的影響。知道了這個，再來**一下王蒙的的創作特點，就簡單了一些。
王蒙的作品反映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的坎坷歷程，他也由初期的熱情、純真趨於後來的清醒、冷峻，而且樂觀向上、激情充沛，並在創作中進行不倦的探索和創新，成為當代文壇上創作最為豐碩、始終保持創作活力的作家之一。
王蒙的**大都涉及政治，《青春萬歲》中那飽滿的政治熱情得到較為充分的抒發；《悠悠寸草心》表現的是人民群眾對黨的領導於部的殷切期望；即便是後來借鑑西方現代派創作技巧創作的一批被稱為"意識流"的**，如《春之聲》、《夜的眼》、《布禮》、《蝴蝶》、《海的夢》和《風箏飄帶》，從創作的主題來看仍是屬於意識形態範疇，只不過作者創作的姿態與以往相比顯出了矛盾性："一方面，整個身心被這種意識形態所浸透，他的藝術構思中不由自主地會流露出對為此奉獻了他青春、理想和愛情的歲月員真誠的抒情。可另一方面，他也為自己曾經付出過，然而被歷史證明是無所謂的代價惱怒不已。
"王蒙的政治色彩濃烈的**，大多是以一種寓言化的方式構成的，《雜色》是這類**中最有意味的一篇。從表層上看，這篇**只不過是寫由北京下放到邊疆牧區當統計員的曹千里騎馬去夏季牧場時一路上起伏的思潮，但在作品的深層意義上，曹千里、灰色老馬都是符號化的，都有著隱喻意義，它們都指向剛跨過兩個歷史時代的中華民族，尤其是最後老馬說話，發出"最後的呼喊"，既是寓言，也是預言。這種寓言化的寫作方式在王蒙後來的作品中也一直延續著。
《活動變人形》是一部超越政治話語而上升到文化層面的作品，其中倪吾誠、靜珍、靜宜之間的家庭焦慮指涉著整個中華民族的焦慮，倪吾誠的心靈歷程正是20世紀很大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歷程的縮影。政治上特別早熟、有著特殊政治經歷的王蒙對中國"十七年"的精神追求還是懷有感情的，這使他在長時間內很難擺脫這種感情，但王蒙本質上又是一位非常詩意的知識分子，新時期以來知識分子的民間化也影響了他，況且王蒙哪怕是位居廟堂之上也始終是願意並且善於體察民情的。在幾十年的歷程中王蒙自身完成了由政治家到作家的角色轉變。
對應於這種角色的轉變，他的創作也逐漸突破凝固的意識形態話語，這從2023年他發表的《相見時難》中就表露出來。
王蒙在當代文壇地位的確定不僅在於他的作品顯示出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厚度，而且也在於他是**創作藝術探索道路上的急先鋒。
在王蒙身上，其實是折射著一種同年代的作家的一種文人特點。
還是在"傷痕文學"興盛之時，一批敢於思考、富有人生閱歷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著我們黨和國家在革命程序中的失誤而歷盡坎坷的作家，如王蒙、李國文、從維熙、張賢亮、方之、高曉聲等，就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口號的侷限，提出了現實主義深化的主張，並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寫出了一批具有相當思想深度和歷史深度的作品。茹誌鵑於2023年2月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短篇**《剪輯錯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學"的起步標誌。
"反思文學"在創作上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從政治、社會層面上還原"文革"的荒謬本質，從一般地揭示社會謬誤上升到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比之傷痕**，其目光更為深邃、清醒，主題更為深刻，帶有更強的理性色彩。
2023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黨的工作重心開始由原來的抓階級鬥爭轉移到抓經濟建設上來。與此相應，作家們紛紛將熱情投注於沸騰的現實生活。天津作家蔣子龍率先推出了《喬廠長上任記》。
這部作品不僅大膽地暴露了十年浩劫對我目的工業戰線造成的嚴重創傷以及積弊如山的現實，而且大膽暴露了新的歷史時期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從而開了"改革文學"的先河。總體上看，改革**側重反映的是新舊體制轉換時期的社會矛盾，記錄了改革的艱難及其導致的倫理關係和道德觀念的變化．在創作方法上以現實主義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別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2樓：嘴角上揚
...這麼深奧的問題
值得找個人挑燈夜談一下..
王蒙的作品特色
3樓：驗證碼つ槅
強烈的政治意識和傾向
在王蒙80年代前的創作中，日常生活寫作在數量上遠遠少於政治生活敘事，在影響上也小於政治化了的文字。如，他的第一部長篇**《青春萬歲》，既是鄭波和楊薔雲等先進青年知識分子成長曆程的史詩，也是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新中國的頌歌，政治意識十分強烈，政治傾向非常鮮明，他的短篇**《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有著鮮明的政治主題：反官僚主義。
**的主人公林震是新社會培養起來的新人，他“愛生活，愛黨，愛同志，愛美”，併為了他所愛的而鬥爭，自然地融合於他的血肉之中，而且帶有他自己的年輕人的特質，他不容許黨的機關有缺點表現了可貴的政治責任感。文學與政治的從屬關係改寫成對話關係，在沒被打成右派之前，由於深受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影響和自身作家對知識分子的尊重，一般**的主人公都是知識分子，在打成右派之後，吸取教訓，將工農兵設為主角，從而文學這一政治化的傾向使得他迅速脫離泥塘。在文革爆發以後由於其突出的政治敏感些，不革命不出版，太革命也不出版的方針，沒有受到**，在新疆維吾爾族做支隊副隊長和群眾打成一片，文學作品那時候幾乎停滯。
理想主義精神的體現
王蒙的作品一直貫穿著理想主義的主題，理想主義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裡體現得最為鮮明突出，他在創作中對理想的反思和執著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曾經是“少年布林什維克”的王蒙，在屢經劫難之後，依然沒有拋棄早年的理想主義精神，平反覆出的遭際反而讓他更加堅定對歷史理想主義的認同，王蒙相信，不管實現理想的道路有多麼曲折，但前途總是光明的。也正因為這樣，王蒙在對他心中的理想主義精神謳歌的同時，也冷峻的指出了實現理想的艱難性與反覆性。
正如王蒙在**《蝴蝶》中的主人公張思遠，他一直渴望實現自己的理想生活，卻不得不在文革的夾縫中小心翼翼的處理著各種問題，從省委**到被打倒的反革命，再下放到農村改造，看上去張思遠似乎離他的理想越來越遠，他也不明白為什麼他那樣的努力卻依然觸碰不到他的理想，但是最後，文革結束，他不僅平了反，還升了職，重新得到了黨和人民的信任與尊敬，張思遠遠在天邊的理想又再次回到指尖。**中的張思遠多少有些王蒙自己的影子，也影**王蒙在實現理想主義精神的時候所經歷的曲折與反覆。
王蒙在謳歌理想主義精神的同時也對一切不符合理想狀態的現象進行批判與揭露，但也從中流露出隱約的諒解與同情。這種“中庸”的態度早在他青年時代的作品中就有所表現，例如，《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裡林震與劉世吾的關係，文革以後長期的災難性生活閱歷又堅固了他的這種“中庸”的人生觀，所以他的作品既不偏激也不放棄自身的責任，處處顯出圓融貫通。
這樣的思想傾向在《布禮》、《蝴蝶》和《海的夢》中都有體現。在《布禮》中，**主人公鍾亦成身上就明顯表現出那種對理想對信仰的執著和對青春激情的讚美。在王蒙筆下經歷了坎坷困苦的逆境赤子，懷有的不是對政治信念的幻滅、悲觀，而是對政治信念的更加執著與堅定。
同樣，《蝴蝶》的主人公張思遠在文革時的慘痛遭遇也並未讓他對黨和政治失去信仰，平反後他更加堅定自己的政治追求，張思遠是悲劇的製造者，也是悲劇的承受者，王蒙在文中雖然批判了像張思遠這樣的為官者盲從，批判了文革對知識分子的殘害和對社會的摧殘，但是也不自覺地流露出對社會現實不可改變的諒解和對受害知識青年的同情。尖酸刻薄的後面有作者的溫情，冷嘲熱諷的後面有作者的諒解，痛心疾首後面仍然有作者滿懷熱忱的期待。 在《海的夢》的最後，當繆可言在夜晚的海灘上看到一對年輕戀人的身影時，當他把個體的生命融入歷史整體中去思考時，才又在理性主義的邏輯裡找到答案和精神歸宿，劫難過後，最終還是又回到王蒙構建的理想主義精神中來。
對民族歷史和未來的冷靜思考
王蒙在80年代的**創作中不僅有對理想主義精神的追求，還有對民族歷史和未來的冷靜思考，面對文革帶來的劫難的反思，王蒙將個人的苦難與民族的苦難聯絡起來，從而使個人的苦難具備了超越個人的普遍的啟蒙意義。惡夢醒來之後，王蒙自然而然地把歷史——昨天和今天連線了起來，即便是在伊犁的流放生活（《在伊犁》），他也以自己特有的寬容與幽默方式尋找到了平衡點，以文學方式來“反思性”地敘述“文革”，其實在“文革”還未被宣佈結束時就已開始。文革結束後，文學界掀起了一股“反思文學”的思潮，王蒙作為對民族歷史和未來的反思者必然成為“反思文學”創作的主力軍。
**《海的夢》瀰漫著濃郁的反思和感傷情調，王蒙在給**主人公取名時，似乎頗費心思，在繆可言身上，包含了作者對生命一去不復返的無奈感嘆，歷史謬誤對生命的摧折就個體來說畢竟無法挽回的。**通過繆可言一段情緒活動的描述，濃縮了一代人的慘痛經歷和滄桑體驗，同時，又是對他們這代人的理想主義及其實踐過程的反思。通過《海的夢》，王蒙自然而然的把個人的坎坷遭遇和國家民族的歷史災難聯絡在一起，也可以說，作者在自身的遭遇中看到了歷史的曲折程序和未來發展，在理性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前提下，個人生命價值在這一結合中顯示了超越性的意義。
這也正體現了王蒙這一代人反思歷史的特有方式，不是從個人的立場，而是以民眾的代言人乃至於民族良知的身份發言，個人的所有情感體驗和精神矛盾最終都在匯入群體和歷史的過程中才能得以解決，才會獲得意義。
王蒙在對民族歷史的反思中，也包含了對歷史謬誤的寬容大度，其實這種寬容是人類精神世界對社會和人自身的缺欠、過失、罪過的妥協、諒解,是對不合理現狀的“合理性”承認。對王蒙來說是“故國八千里,風雲三十年,該哭的哭夠了,該恨的恨過了,我懂得了存在就是合理的,懂得了要講廢厄潑賴、講寬容”。也正因為這樣，《布禮》中的鐘亦成誠在平反後陳辭：
“二十年的時光沒有白費，二十年的學費沒有白交，當我們再次向黨的戰士致以布林什維克的敬禮時，我們已不是孩子了，我們深沉得多，老練得多了。我們懂得憂患、艱難，更懂得戰勝憂患艱難的喜悅。”這也正是王**特的反思方式，既批判揭露歷史的謬誤，也對謬誤給予寬容大度的諒解。
“意識流“寫作啟蒙者的悲劇命運
王蒙80年代的**創作還有一個特色，那便是“意識流”寫作啟蒙者的悲劇命運。文革結束後，一部分作家開始反思文革給社會和文學者帶來的災難，在這一時期，王蒙塑造了不少文革受害知識青年啟蒙者形象，藉助這些受害知識青年啟蒙者在文革時期的悲劇命運，透析歷史悲劇原因。如《蝴蝶》裡的張思遠、《春之聲》裡的嶽之峰、《布禮》中的鐘亦成、《海的夢》中的繆可言等等，其實在同代人中，寫知識青年悲劇命運的作家很多，但用“意識流”寫作的卻屈指可數，王蒙所用的“意識流”與普通的意識流又有所區別，有學者稱之為“革命的意識流”或是“理想主義的意識流”，這也是王蒙在新時期**創新的探索。
在王蒙最富代表性的幾部意識流**中，作為“思考者”的“情緒主人公”本人都是滿懷革命理想、有著嚴肅使命感的人。《布禮》中的鐘亦成、《蝴蝶》中的張思遠是解放前的老革命、共產黨員、國家幹部，《春之聲》中的嶽之峰、《海的夢》中的繆可言是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這些“思緒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帶著作者自己的影子。由於意識流“主觀化”、“情緒化”的東西佔主導，作品並不重視情節的編排，他更關心的，是對於心理、情緒、意識，印象的分析和聯想式的敘述。
這形成了一種流動不居的敘述方式：語詞上的變化和多樣組合，不斷的句式，對於誇張、機智、幽默才能的充分展示，等等。當然，當敘述者有時過分迷醉於在敘述中體現的智力優越感時，也會走到缺乏控制的“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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