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早年，人們對這條東西往來的通路沒有給予乙個統一的固定名稱。2023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他所寫的《中國》一書中，首次把漢代中國和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的絲綢**為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 英文作the silk road)。
其後，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a. herrmann)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由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交往的通道，因為大量的中國絲和絲織品經由此路西傳，故此稱作「絲綢之路」，簡稱「絲路」。
絲綢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自商、週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
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另外乙個名字，如「玉之路」、「寶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絲綢之路的某個區域性，而終究不能取代「絲綢之路」這個名字。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於西元前後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後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
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于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公尺爾)至大宛(今費爾干納)。
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卓城)。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林)、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喀拉蚩)，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
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後形成的絲綢之路的基本幹道，換句話說，狹義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上述這條道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比如敦煌、羅布泊之間的白龍堆，是一片經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當東漢初年打敗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遷，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領了伊吾(今哈密)以後，開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
從伊吾經高昌(今吐魯番)、焉耆到龜茲，就和原來的絲路北道會合了。南北朝時期， 中國南北方處於對立的狀態，而北方的東部與西部也時分時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南朝宋齊梁陳四朝與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長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龍涸(今松潘)，經青海湖畔的吐谷渾都城，西經柴達木盆地到敦煌，與絲路幹道合; 或更向西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與絲路南道合，這條道被稱作「吐谷渾道」或「河南道」，今天人們也叫它作「青海道」。
還有從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進入中亞地區。這條道路後來也被稱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最為興盛。
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從漢代開始，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後，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2樓：匿名使用者
陸上絲綢之路所經過的歐亞大陸(eurasia)，主要是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內陸亞洲地區。這一地區的地理特徵是氣候異常乾燥，降雨量極其稀少。在絲綢之路的中部地帶，有號稱為「世界屋脊」的帕公尺爾高原，以帕公尺爾高原為中心，向四周延續出喜瑪拉雅山、崑崙山、喀喇崑崙山、天山、阿爾泰山、阿賴山、興都庫什山等山脈，冰峰峽谷，行走艱難。
這裡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和景觀是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裡海東部的卡拉庫姆沙漠、伊朗的卡維爾沙漠等，對於行旅來說，更是乾渴難行。此外，由鹽殼沉積而形成的崎嶇起伏、犬牙交錯的雅丹地形，也是乙個重要的地理障礙。唐代詩人所描寫的「映雪峰猶暗，乘冰馬屢驚」(楊師道《隴頭水》)，「黃沙西際海， 白草北連天」(岑參《過酒泉憶杜陵別業》)，正是這些地理景觀的生動寫照。
而西行取經僧人筆下所描寫的「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是親履其地的感受。
然而，聳立在沙漠邊緣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來的河水，灌溉滋潤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綠洲，填補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也提供了中西往來路途中的中間站。我們的先民也並沒有因為不利的地理條件而陷於孤立，由於交換的需要，人們很早就開始了對外界的探索。
東西方出土的考古資料，揭示了先秦時期東西方交往的存在。如遼寧喀左蒙古族自治縣東山嘴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陶質**女神像，即西方考古學所謂「維納斯女神像」，與中歐、南俄以及西伯利亞地區出土的同形女神像十分相像。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俄羅斯阿爾泰山西麓巴澤雷克(pazyryk)大墓發現的西元前五至前四世紀的中國銅鏡和絲織品，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人、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扮演著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
秦、漢王朝統一中國，積聚了中原王朝的實力。到西元前二世紀的漢武帝時，為了打敗稱雄漠北、搔擾中原農耕居民的游牧王國匈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聯絡被匈奴人從河西趕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帶的大月氏人。張騫經過千難萬險，雖然沒有搬來大月氏的兵，卻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況。
隨後漢武帝又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這一次使團的人數總共有三百人之多，張騫及其隨行者的足跡也更為廣遠，到了大宛(費爾幹那)、康居(以今塔什干為中心的游牧王國)、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亞王國)、身毒(印度)等國。張騫的兩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對絲路**的壟斷，使中國和中亞、南亞、西亞諸王國之間建立了直接的**往來關係， 張騫等人帶回的報告，也是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實見，而且由司馬遷和班固分別寫入《史記·大宛傳》和《漢書·西域傳》，從此結束了我國古代對西方神話般的傳聞認識。正因為張騫的這一創舉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所以人們把張騫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稱之為「鑿空」。
張騫西行的直接後果，是促使漢朝打敗匈奴。結果，漢朝不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個郡，還進而派兵遠征蔥嶺以西的大宛，獲得武帝夢寐以求的天馬----汗血馬。到了西元前60年，漢朝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控制了塔里木盆地。
漢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個綠洲王國的**，西行變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於道，往來不絕。
西漢末年，王莽**，中原與西域的關係一度中斷。東漢初，漢明帝派班超經營西域，重新恢復了西域都護對塔里木盆地的統治。與此同時，匈奴**為南北兩部，北匈奴在南匈奴和漢朝的聯合打擊下，西遷到黑海北岸，引起了西亞和歐洲許多民族的遷徙。
在絲綢之路的歷史上，甘英的西行是中國人的又一壯舉。公元97年，西域都護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一直來到波斯灣頭的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處的條支(antiochia)，準備渡海西行，但安息人為了壟斷東方與羅馬的**，向甘英誇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艱險，阻止了甘英進一步西行，自條支而還。
甘英雖然沒有達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他仍可以說是中國第一位走得最遠的使臣，是一位讓人崇敬的時代英雄。他親自走過了絲綢之路的大半段路程，還了解到從條支南出波斯灣，繞阿拉伯半島到羅馬帝國的航線。
從西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後二世紀，沿著歐亞內陸交通幹線，自西向東，有四大帝國並列其間，即歐洲的羅馬(西元前30年—公元284年)、西亞的安息(帕提亞，西元前三世紀中葉至公元226年)、中亞的貴霜(公元45年—226年)、東亞的漢朝(西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西元前後，四大帝國都處在國勢昌盛的時期，積極向外擴張，如羅馬帝國在圖拉真(marcus ulpins trajanus，98—117年在位)時，把版圖擴大到幼發拉底河上游一帶; 又如貴霜帝國也曾把勢力伸進塔里木盆地; 漢朝則成功地打敗匈奴，控制河西走廊，進駐天山南路。張騫的鑿空和甘英的遠行，使東西方世界直接聯絡起來，這是時代英雄的創舉，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其結果是使得中國、印度、西亞和希臘羅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響，此後，任何文明的發展也不再是相對孤立地進行了。
從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漢代開闢的這條絲綢之路時而因為政治對立、****乃至戰爭而一度中斷。文明的發展，勢力的擴張，商業民族的活躍， 和草原游牧民族與農耕定居民族的依存關係，使得東西方的精神與物質的文化交往兩千多年來從未斷絕。
東漢末年，中原戰亂頻仍，秩序混亂。作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沒有太守，當地豪強大姓雄張，兼併土地，使小民無立錐之地，前來**的西域商胡也備受欺詐。227—233年間，倉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強的兼併和勒索，為西域商人前往內地買賣提供種種方便，也使得敦煌成為漢族與西域各族民眾交往**的乙個國際都會。
2023年，英國考古學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長城烽燧下，發現了一組用中亞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寫的粟特文信件，這是在涼州(武威)的粟特商人寫給家鄉撒馬爾幹(samarkand，在今烏茲別克)貴人的書信，不知什麼原因而埋藏在敦煌長城腳下。信中談到，這些以涼州為大本營的粟特商團，活動的範圍東到洛陽，西到敦煌，經營中國絲綢等商品的長途販賣。這組書信寫於西晉末年(312年前後)，它們真切地反映了當時絲綢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動。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天下大亂，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紛紛遷居河西以避戰亂，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涼王朝的先後建立，也集聚了大批人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為本地區接受外來文化提供了知識的基礎，也為向中原輸送外來文化提供了方便。
而且，不論是東晉五胡十六國，還是後來的南北朝，都不斷有東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絲綢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圖澄至洛陽; 399年，東晉僧人法顯等西行取經; 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諸國; 468年，北魏遣使韓羊皮出使波斯，與波斯使俱還; 518年，宋雲與惠生自洛陽出發，西行取經; 530年， 波斯國遣使南朝; 此外，還有大量沒有留下名字和事蹟的使者往來於東西各國。
隋朝統一南北，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全盛時期。隋煬帝時，讓黃門侍郎裴矩往來於張掖、敦煌之間，通過西域商胡，聯絡各國首領。從今天儲存的裴矩撰寫的《西域圖記序》中， 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絲綢之路通向東羅馬、波斯、印度的情況。
進入唐代，民族的進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廣闊開拓，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極大的力量，生產發展，商業繁榮，文化昌盛，並以博大的胸懷，大量接受外來文化，使之融會到中國文化的整體當中。從唐太宗到武則天，唐朝的勢力不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諸王國，而且成為天山以北、蔥嶺以西廣大區域內各個王國的宗主國，中西往來更加暢通無阻，當時的文化交流也呈現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象。西方的珍禽異獸、珠寶香料、玻璃器皿、金銀貨幣紛紛傳來，中亞、西亞的穿著、飲食等生活方式，**、舞蹈等文化娛樂活動都源源進入中原，佛教進一步盛行的同時，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興的伊斯蘭教都在此時正式傳入中國內地，唐朝的兩京長安和洛陽以及絲綢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涼州，都紛紛呈現出國際都市的風貌。
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借助唐朝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傳入西方，深淺不等地影響了西方各國。
公元十世紀中葉以後，宋王朝先後與北方的遼、西夏、金處於敵對的形勢中，影響了陸上絲綢之路的中西交往。南宋建都於東南的杭州，加之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繁盛起來。相對來講，陸上絲綢之路要比從前有所衰落，但在某些特定的時間裡也被頻繁地利用，如馬可波羅來華前後的蒙元時代。
這些已經溢位本書的範圍，就留待以後再講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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