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一、農業
楚人由北而南，後又闢在荊山、睢山一帶，故自商、週至春秋初，農業生產仍屬刀耕火種，以種粟為主。楚武、文王以後，楚國向南、向東開拓，逐漸佔據江漢流域，又向當地居民學會火耕水耨，掌握了植稻的生產技術。《史記·貨殖列傳》載：
「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裴駰《史記集解》東漢應劭釋：「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
」古代先民燒荒，這是很普遍的，故無論種粟植稻，都要先燒草作為肥料。水稻又得「水耨」，除去雜草，漚於水中，既作肥料，又保證水稻生長。江漢平原，古代農業歷來先進，屈家嶺、石家河文化遺址中，均有稻殼出土，可見楚人佔據江漢平原後，以水稻為主的農業生產，進一步得到發展，耕作水平也逐步提高。
生產工具是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標誌。春秋時期楚國青銅器冶煉業已很發達，除了製造禮器、兵器和生活用具外，也製造出了不同用途的農業生產工具。見於考古發掘資料，主要生產工具有錛、鐮、斧、削、錐等[1]銅鐮的出現，說明農作物產量大為提高。
當時各國奴隸主貴族由於役使奴隸大眾勞動，故製造青銅生產工具較少，楚國亦不例外。
據現有考古資料和有關專家研究，春秋晚期或春秋戰國之際，楚國不僅能鍛造「熟鐵」，而且還能冶鑄「生鐵」，在冶鑄鐵器方面，居於領先地位。出土的鐵器，計有鐵削、劍、凹口鋤、鼎等（見於考古發掘資料，計湖南常德德山楚墓出土鐵削一件、長沙龍洞坡楚墓出土鐵削一件、長沙識字嶺楚墓出土鐵凹口鋤一件、長沙楊家山楚墓出土劍、削、鼎形器各一件、淅川下寺楚墓出土鐵劍一件、長沙絲茅衝楚墓出土鐵凹口鋤一件、長沙窯嶺楚墓出土鐵鼎一件。）鐵器的使用雖然處於初期階段，迄今為止出土的鐵器數量還不多，但鐵器作為一種新的生產力因素，對開墾土地、興修水利，最終導致新生產關係的產生，都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一般說來，隨著鐵農具的使用，牛耕這一新的耕作方式，也應該出現了。但楚地目前還未見有犁出土，故難斷定春秋時期，楚國已使用牛耕（犁耕）。不過，楚莊王滅陳為縣，申叔時以「蹊田奪牛」予以諷喻」[2]、楚康王時有一大夫複姓師祁、名「犁」[3]的，從當時尚牛尚犁耕看，也不是偶然現象，故楚國與中原各國一樣，開始使用牛耕，不是沒有可能。
楚國地處水澤之鄉，水利資源豐富，隨著青銅、鐵農具的出現，水利灌溉事業也就逐步發展起來了。《史記·河渠書》說：「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溝江、淮之間。
」楚武、文王以後，南進東拓，在江漢、江淮間，修溝開渠，為楚國水利事業和水路交通，均奠定了基礎。
見於史料記載，楚國最早出現的大型水利工程，是楚莊王時期孫叔敖主持興建的期水陂和芍陂。前者如《淮南子·人間訓》說：「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
」其灌區在期思、雩婁周圍，即今河南固始一帶。這是我國古代最早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後者如《後漢書·王景傳》、《水經注》載，在今安徽壽縣南，孫叔敖築芍陂王象等撰《皇覽》謂戰國楚頃襄王時期，楚大夫子思造芍陂。
今人亦多有持此說。
這項工程，楚亡後，歷代不斷維修利用，成為「淮南田賦之本」[4]《史記·循吏列傳》裴駰集解引《皇覽》說：「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沮水，即古睢水，與漳水匯合注入長江。
這項沮漳水下游的大型水利工程，對包括郢都在內江漢沃野的農業生產，顯然是極為有利的。另據《七國考·楚食貨》載，孫叔敖還「截汶墳之水，作塘以溉田」。
《莊子·天地》載，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勸其用桔槔提水，那丈人答道：「非吾不知，羞而不為也。」《莊子》的記載雖屬寓言，但卻也反映了楚國確已普遍鑿井灌田，並已使用桔槔這一先進的灌溉工具。
從上述史料可見，春秋時期楚國的水利事業是很發達的，既引水作池（陂塘），蓄、灌並用；又鑿井灌田，就地取水，故楚國入據漢漢、江淮後，農業生產突飛猛進，糧食產量亦顯著提高。西元前611年（楚莊王三年），庸及群蠻百濮反叛，在此緊急關頭，楚莊王「振廩同食」[5]，開啟國家儲備的糧庫，保證軍隊食用，前往平叛。西元前522年（楚平王七年），伍子胥蒙冤出奔，楚平王懸賞捉拿，按「楚國之法，得伍子胥者賞粟五萬石，爵執□」，[7]伍子胥及至吳後，助吳王闔閭攻楚，西元前506年吳人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8]這些記載，都說明楚國糧食充足，有儲藏糧食的「廩」、「高府」，動輒賞糧五萬石，這在春秋時代各國中是十分罕見的。
據《史記·楚世家》載，西元前519年（楚平王十年），楚、吳還為兩國邊境民間女（小童）「爭桑」而動用軍隊，相互攻打，足見在江淮一帶，楚國的種桑養蠶業，亦得到普遍發展。至於其他農副業，上述《莊子》所記的「圃畦」，就是指的種植蔬菜果木一類的園圃，可見楚國農副業和經濟作物，也有很大的發展。
二、手工業
隨著農業的發展，楚國手工業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主要體現在青銅器鑄造業、冶鐵業、絲織業和木漆器業等部門。
楚國青銅業的發展，是隨著楚人的南下東進取得的。繼熊渠對外擴充套件後，楚武文成穆莊諸代，南入江漢，北爭中原，東拓江淮，師夏師夷越，兼收幷蓄，在青銅器冶煉鑄造、造型與紋飾等方面，均有重大創造，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今湖北大冶的銅綠山，是楚國產銅的主要基地。根據考古發掘資料和有關專家研究，該銅礦實行地下開採，採取了豎井、斜井、平巷和盲井相結合的方法。為保證安全，礦井中設定了礦井支架，下鋪設木製水槽，以防塌崩堵塞和積水帶來的危害。
採掘工具主要有銅斧和竹、木、石質的生產工具。礦石取出後，即就地築爐冶煉。爐為豎式，包括爐基、爐缸和爐身三部分。
爐渣由於就地處理，故現在遺留有大量的銅渣。經化驗，銅渣含銅量為0.07%，足見煉銅技術水平是很高的。
楚國在這裡煉出紅銅後，運到郢都等地鑄造成不同型別的青銅器。
目前出土的春秋時期的楚青銅器，數量多，出土地方遍及湖北、河南、湖南等地。2023年至2023年，在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青銅器達4百餘件，還有在其他地方出土的楚青銅器，為我們了解楚青銅器鑄造工藝、器型和文飾等方面提供了實證。在鑄造工藝上，楚人已掌握了分鑄焊接法、鑄鑲法和失蠟法。
所謂分鑄焊接，即把器身和附件分別鑄成，然後用銅、錫作焊劑把兩者焊接起來。所謂鑄鑲，即因紋飾複雜，需先修整，置於銅器鑄型內，然後合模澆入銅液鑄成。所謂失蠟，即先做成蠟模，雕縷紋樣或器物形狀後，再在蠟模的外表塗以泥漿（土、炭等混合物），硬化後形成鑄型，然後加熱熔去蠟模，便可鑄器。
春秋中後期楚國掌握的這些鑄造工藝，在當時是很先進的，從世界範圍來看，也是第一流的。春秋時期楚國出土的青銅器，主要有禮器、樂器、兵器、生活用具和生產工具等。和中原各國一樣，禮器最多的是鼎。
楚國的鼎，由於其形態特殊，考古界學者稱之為楚式鼎，有於鼎、公升鼎、罐形鼎等。其他禮器和生活用器有簋、盞、敦、壺、缶等。樂器主要是編鐘，包括甬鐘、鈕鐘、鐘。
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編鐘共52件。楚人尚武，故楚青銅兵器數量多，製作亦精，有戈、矛、戟、劍、鉞、匕首、鏃等。楚國銅器紋飾大致和中原各國相同，但在表現手法上更加細緻柔美，具有自己的特點。
紋飾主要有蟠螭紋、蟠虺紋、龍鳳紋、竊曲紋、獸面紋（饕餮紋）、雲雷紋、鳥紋、圓渦紋等。
隨著治銅技術的提高，春秋中晚期，楚國也掌握了冶鐵技術。見於考古發掘資料，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都出土了鐵器，但目前所見數量不多。2023年，長沙楊家山楚墓出土的鋼劍，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一件的鋼製**，其含碳量為0.
5％～0.6％（《長沙新發現春秋晚期的鋼劍和鐵器》（《文物》，2023年第10期）。
春秋時期楚國的絲織業也有很大的發展，無論從歷史文獻或地下發掘資料中都證實了這一點。如《國語·楚語》中有關於「玉帛之類」的記載，《史記·滑稽列傳》則說楚莊王愛馬，曾「衣以文繡」。《史記·楚世家》等記楚、吳邊邑小童爭桑而引起兩國交兵，更直接說明楚、吳兩國對種桑養蠶繅絲的重視。
湖南衡東霞流市出土的蠶桑紋尊（青銅器），是植桑養蠶的生動例證。
楚國漆器出土數量多，製作精，成為荊楚物質文化一大特色。根據滕壬生研究統計，目前所見春秋時期出土的漆器有六件，包括漆瑟、耳杯、卮、豆，以及用黑漆鑲嵌的銅鼎等。其他出土的漆器，有的器形不詳，有的儲存不好，難以斷定漆器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的標誌，它從乙個方面，反映了楚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楚人生活水平的狀況。
楚國建築技術有重大的發展。入春秋後，楚國為了北上爭霸，順伏牛山，鏈結所經各水堤壩，南北連綿數百里，號稱楚之長城棗「方城」。西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齊桓公率中原八**隊南下攻楚，楚成王亦率軍北上，屈完聲稱「楚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逼迫齊桓公與楚簽訂召陵之盟，可見在此之前已開始建築方城。
方城的建築，注重以地制宜，一方面順山形築城，另一方面又沿諸水河岸築堤為城，無疑是軍事建築一大創造，在古代戰爭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楚國都市建築也自具特色。郢都（紀南城）順丘陵地勢而建，北有紀山，西有八嶺山，東北與雨台山相鄰，東臨諸湖（廟湖、海子湖、長湖），氣候宜人，既無水患可慮，又可引水入城，便於漕運與交通。市區內布局也很恰當，王城、貴族府第居東，西南部則為冶煉作坊區。
城門有三門道，中門寬，邊門窄，人車分流，交通秩序井然。為引水入城，還建築了水門，寬度達3公尺以上，便於行舟，這是我國古代最早的水上城門建築工程。城牆高寬相等，堅固穩定。
城垣建築採用夯築方式，每夯層厚度僅10厘公尺左右，堅實牢靠。宮室建築既多又精。楚王室除建有王宮外，還有眾多的離宮，如渚宮、章華宮（臺）、荊臺、匏居台等。
楚靈王所修建的章華宮（臺），是我國古代著名的離宮。其遺址在今湖北潛江龍灣（關於章華宮（臺）遺址所在，歷來說法不一。除了今潛江龍灣外，還有說在今監利天竺山、沙市今章華寺、河南**古汝陽城內、安徽亳縣古城父境內等地。
楚人有新遷居一地，仍襲其舊名的習俗，故作為楚君（王）的離宮，章華宮亦有多處，上述各說，當是有可能成立的），此經八十年代多次調查試掘，出土文物甚豐，是迄今所見楚宮室最完整的建築群。其中放鷹臺出土了筒瓦、板瓦殘片及長方形等形狀的紅磚，可見楚靈王時期已掌握了燒製磚瓦技術，磚、瓦已用作建築材料。還出土了一件青銅門環，青銅當亦已用作建築材料。
台基系夯土結構，台柱有方有圓，比一般房柱粗大。廊簷下面是用貝殼鋪成的路面，結實美觀（陳躍鈞《湖北省潛江龍灣章華臺遺址的調查與試掘》（湖北省考古學會編《楚章華台學術討論會**集》，2023年5月）。從此足以說明春秋中晚期，楚國宮室建築，無論建築材料和建築技術都達到了先進水平，「是我國古代第一座層台累榭」，「作為遊宮建築群和園林建築群的鼻祖，在世界建築史上也有並非無足輕重的地位」[9]。
楚國還有地下宮室建築。據《左傳·成公十二年》載，西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晉[谷阝]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懸焉。
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楚國在宮中作地下室，把鐘鼓懸掛在那裡奏樂，無論是宮室建築，或是鐘鼓演奏的**效果，都是乙個創造。另據《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載，西元前552年（楚康王八年）夏，楚令尹子庚卒，楚康王要公子馮任令尹。
公子馮擔心國家政局不穩，就裝病住在地下室，「下冰而床」，「重繭，衣裘」，寒氣裘人。可見王室與貴族府第，因楚地夏天酷熱，建築了地下室以避暑。
此外，楚國由於對外作戰需要，已能製造車、船。據《左傳·宣公十五年》和《左傳·成公十六年》所載的「樓車」和「巢車」，說明楚莊、共王時期，楚國已普遍使用戰車。《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春秋中後期，楚國已大量製造戰船，訓練水軍，與吳國了激烈的爭奪。據《墨子》有關篇章記載，魯班曾至楚，為楚國製造「舟船之器」和攻城的「雲梯」，說明楚國車船製造業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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