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缺乏科學精神

時間 2021-08-30 11:05:09

1樓:前清俊

——關於中國科學創新能力問題的思考呂陳君

1.“李約瑟難題”的思考

我們所要討論的科學創新能力,是指在學術與知識領域內一種根本性的創造力,其核心問題是基礎科學的創新能力,主要是自然科學,但有些問題也會涉及人文及社會科學。所謂科學創新,簡而言之,就是指由我們自己在科學研究上提出一些新的有生命力的方向,並且能吸引西方科學家跟著我們提出的方向來做,這是最基本的定義;其次,如果我們能在西方科學家提出的方向上解決了重大的科學問題,也是一種創新。但在科學研究上,提出重大問題往往比解決重大問題更有價值。

另外還要說明的是,中國古代只有科技而沒有科學,近代科學知識都是從西方引進來的,科學這個概念是具有特定涵義的:它是指建立在邏輯—數學推理基礎上的一種抽象構造的世界觀。如果按照上述定義來看,中國至今還鮮有重大的科學創新,尤其是方向上的創新可以說根本沒有。

中國人到了歐美以後有不少取得重大科學成就的,但這並不是我們自己的成就,而只能說明人家的成就,關鍵是我們自己還沒有培養出一流的科學家來。正如陳省身教授在一次演講中談到的:“香港中文大學有一位英國先生跟我說,你們中國還沒有自己訓練成的第一流科學家。

李濟之先生也說過,科學在中國沒有生根,我都有同感。其實中國訓練成的第

二、三流科學家有幾人?”(《九十初度說數學》)甚至還有人斷言,中國科學的創新能力相對來說是在逐漸退步的,以前我們還能培養出一個陳景潤,而現在連像陳景潤這樣的科學家也培養不出來了。總之,中國人缺乏重大的科學創新能力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在基礎科學方面。

這就說明阻礙我們科學創新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還根本沒有解決。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阻礙了我們的科學創新呢?眾所周知,在科學史上有一個著名的“李約瑟難題”:中國古代的科學(實用)技術和經濟水平一直遙遙領先於歐洲,那麼為何近代科學並沒有在中國誕生,它僅僅只發生在17世紀的歐洲?

這個問題實質上與我們提出的問題是一樣的,即為什麼中國人缺乏重大的科學創新能力,同時也說明了真正的原因並不在於技術和經濟方面。因此,我們就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中國經濟實力發展上去了,中國人的科學創新能力就一定會跟著提高,甚至超過西方的水平。很可能會出現類似於日本的情況:

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科學技術與科學知識上會不斷縮小距離,但在重大科學創新能力(即科學核心競爭力)和科學思想上仍遠遠落後於西方。形象地說,就是我們只能跟著人家跑,儘管有時也會追上他們,但是由於我們不會去探索新的方向,只能跟著人家開闢的方向跑,這樣就會永遠處於落後的地位,儘管也不至於落後太遠,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落後感就很難克服掉。

根據有關文獻,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中國科學缺乏創新能力的根源何在。

第一種解釋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本就缺乏西方近代科學的理性精神,因此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缺乏科學思維的習慣及觀念。這一點亦為對傳統文化持最保守立場的新儒家們所承認:“此種科學之精神,畢竟為中國先哲之所缺。

”(牟宗三等:《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西方近代科學具有兩個**。一個**是古希臘哲學,尤其是畢達哥拉斯與柏拉圖的哲學思想,簡單地說,科學創新最重要的就是要形成概念及假設,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數理分析之能力,這就是科學的方**。

另一個**是**教精神,尤其是新教倫理要求每個人的靈魂直接面對上帝之教義,對西方科學家的精神人格是影響巨大的,正如愛因斯坦指出的:在西方“你很難在造詣較深的科學家中間找到一個沒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正是這種宗教意識促使他們能夠深入地去探索上帝創造世界的奧祕之所在,這就是進行科學探索的“無窮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科學的宗教精神》)默頓在談到17世紀英國科學的發展時也指出:

“總的來說,清教和禁慾主義新教教派,是作為一種在情感上首尾一貫的信仰、觀點和行為的系統而出現的,這個系統對於激發科學上的持久興趣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而中國傳統文化中恰好缺乏這種科學的方**和宗教感,它所強調的是實用哲學與道德實踐,中國人對外在世界的思考僅只達到經驗認知的層面,在精神上不能深入進去,也就是說我們缺乏提出概念及假說的能力,而只是僅僅滿足於描述經驗上的關係,也就是孔子講的“述而不作”;其次,由於近百年以來,中國一直都在向西方學習,因此在心理上留下了很深的自卑感,潛意識裡自認為不如西方者居多,所以我們總是熱衷於繁瑣地複述西方的理論體系,而鮮有人大膽提出自己的理論假設,即使提出來也是不很自信的。這種精神上的難言之隱痛,以及面對未知世界時內心惶惶而無所寄託感,我們的感觸是非常深刻的。

中國科學與西方科學之間的差距並不是智力上的,最主要的是我們缺乏他們那種對科學的認真而虔誠的“天職”精神,這是阻礙我們科學創新的一個根本癥結所在。

第二種解釋是從制度方面來考慮的。李約瑟本人就是這種觀點,他認為在中國之所以沒有誕生近代科學,“這是因為中國與西方之間具有很不相同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中國官僚機構在其早期階段有力地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僅僅在其後期階段,它才妨礙科學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妨礙出現像歐洲那樣的突破。”(《中國:

發明與發現的國度》英文版序言)現在國家對科學不能說不重視,亦投入了大量的財力和物力,但卻成效甚微,國家科學與技術一等獎已連年空缺,相反學術腐敗卻層出不窮,這就說明經濟的發展並未提高我們科學創新的能力。這個癥結何在?關於在於制度。

當前中國科學制度還存在著諸多弊端,特別是社會上對科學仍然抱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態度,根本阻礙了我們發揚真正的科學精神。科學創新不是說只要給你錢和裝置,然後就要求你做出成果來,而是要創造出一種氣氛,鼓勵很多聰明人來做,大家都能自由地交流和表達自己的思想,這樣就有可能激發出創造性的重大科學發現。最主要的是要創造一種自由、寬鬆的學術環境,讓一流的人才能夠專心致志地去做一流的研究工作。

我們不僅要重視科學,更重要的是要尊重科學。所以,科學研究不能單純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當前科學制度需要進行改革,只有通過制度創新才能推動思想創新。而制度創新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我們千萬不要再把意識形態問題介入到科學思想領域中來了。

其次,在體制內還難以產生科學創新的情況下,就應該多鼓勵體制外的科學研究活動,支援民間資金投入這一領域,逐漸形成多元化的科學創新體系。中國科學制度和經濟制度的改革其實是一樣的道理。只要我們朝著一個理性的方向去努力,最終問題的解決就會水到渠成;而如果我們缺乏一種建設性的態度,那麼體制內的惰性就會越來越強,最終就會使得問題越來越難以解決。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民族主義思潮開始升溫,逐有人提出中國應由文化輸入國變成文化輸出國,西方文化亦有向中國文化學習之必要,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等等。然而,縱觀歷來有關中西方文化的論爭,都只是清議空談而已,根本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這些論爭本身就是一種缺乏創新能力的心理浮躁表現。現代文明的核心就是科學,而這一點恰好是中國文化所缺陷的。

沒有創新,遑論輸出,因為文化輸出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西方人對你輸去的東西真正敬佩,而不是像欣賞文物那樣,必須是活的思維,而唯一能讓西方人信服的只有科學,只有在他們最強大的地方超過他們,才能讓他們由衷地尊重。各個民族的文化其實都各有各的道理,誰也說服不了誰。只有我們在科學上取得重大成就時,西方人才會尊重我們,到那時他們才會來真正理解我們的文化,否則就只是欣賞,不可能進行平等對話。

而且,只有科學創新才能給中國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中國人只有征服科學,中國文化才能征服世界。所以,我們必須下最大的決心去推動中國科學的創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樹立起我們的自信,克服自卑心理以及枉自尊大的弊病。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但創新又何其艱難矣!非堅毅卓絕不可。

2.進一步的思考

中國人缺乏科學思維的習慣和科學精神的傳統,這是導致科學創新能力疲乏不振的根本原因。從本質來說,科學是指運用邏輯—數學方法抽象構造起來的世界觀,它大致可以用如下的術語來描述:首先,要把觀察到的經驗素材進行精確的分類,即把直觀到的不同物件分成不同的類別,邏輯的基礎就是分類,不同的類通過關係就構成某種結構或模型,但類在邏輯上是一種虛構的概念,人們只能觀察到一匹具體的馬,卻無法觀察到一匹抽象的馬或馬的“共相”,在科學研究上,最重要的創造力就是要把研究物件歸結為某種抽象的結構或模型的能力;下一步,就是要對提出的邏輯模型進行更為抽象的純粹演算,即建立起數學模型,羅素把數簡潔地定義為:

“一個類的數是所有與之相似的類的類”(《數理哲學導論》),在康託的定義中,將“直覺或思維能夠明確區分的物件”進行兩次抽象後就可以得到基數的概念(《超窮數理論基礎文稿》),也就是說,數比類更抽象,數是“類的類”,從經驗到邏輯是思維的一次飛躍,從邏輯到數學是思維的又一次飛躍,因此,建立在邏輯—數學推理基礎上的科學世界觀就是完全虛構的一種世界觀,正如愛因斯坦說過的:“以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作為一方,以那些必須同我們的經驗發生關係的結論作為另一方,兩者之間在思維上的距離也就愈來愈大了。”(《關於理論物理學的方法》)簡單地說,科學研究就是虛構出現實世界的邏輯模型,並在此基礎上來進行純粹的數學演算。

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卻與此大不相同,中國人只相信自己的經驗,而不相信抽象的東西,所以儘管我們非常佩服西方科學的精確性,但內心深處仍不相信這些東西是真實的。西方科學求真,而中國哲學求真實,兩者的趣味和氣質差異很大。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學術傳統,而傳統的價值觀是很難改變的,但只有在傳統的基礎上才能來進行創新。

中國人最初是被迫接受西方科學的,西學東漸以來,中國學者其實一直在接受西方的科學觀念與固守自己的學術傳統之間猶豫徘徊。王國維的一段內心獨白淋漓盡致地揭示了這種矛盾的文化情結:“餘疲於哲學有日矣。

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餘知真理,而餘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

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可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所以,在中國本土很難產生像西方意義上的那種科學大師,因為即使產生了也很難獲得普遍的承認。

對科學的理解是比科學本身更基本的東西,如果科學精神還沒有被中國文化所完全融解吸攝,那麼在中國就很難產生適合科學繁榮的土壤及環境。

深入地思考中國科學創新能力問題會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們提出以下一系列的問題狀況,供進一步詳細研究之備用:1)科學認知的本質是什麼?

現代科學越來越傾向於基本概念的抽象性和基本定律的純分析性,那麼它所描述的世界體系是真實的世界影象嗎?如果不是真實的,那麼這兩者之間為什麼又存在著如此驚人的一致性呢?2)中國傳統哲學對科學研究究竟有無價值?

現代科學也面臨著困境,它並未增加人的確定感和幸福感,在這一方面,中國哲學確實具有某種獨到而圓潤的智慧,這兩者可以相互融合吸攝嗎?3)會不會有這種可能,中國人也有作出過重大科學創新的,但由於自卑感或缺乏認同感,而使這些新思想從未被注意過以致湮沒無聞?我們是不是缺乏一種對自己創新思想的認同感?

4)而與此相反的是,我們對西方學術思想卻有一種盲目的崇拜意識,這種現象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尤為嚴重。中國科學是不是已經被西方殖民化呢?我們應該以怎樣的方式來構建自己的科學創新體系?

5)科學創新的標準是什麼?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到底在**,有多大?在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促使西方人來理解我們的現代性思想?

6)中國人是不是根本缺乏科學創新能力?又是什麼原因而導致的?主要是經濟的、文化的還是制度的原因?

7)西方先進的科學管理制度是如何具體安排的?對我們有何借鑑意義?8)中國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科學研究各有什麼樣的特點?

兩者之間有何互動關係?9)當前中國科學制度有何弊端?如何來進行改革?

10)中國本土怎樣才能產生世界級的科學大師?科學創新對整個民族的文化復興有何重大意義?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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