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不敢自稱有研究，
簡單說說體會。希望幫得上點忙。
先秦時代被稱為是華文化的高峰。 是因為有了文字記載和傳播。
實際那是一個長期戰亂時代， 智者們希望找尋到給國家帶來和平的方法。 更早的五帝三代時候，人民安樂合諧。 是不會有人思考那些治國修身之法的。
正是“大道廢，有仁義。 國家混亂，有忠臣。”
那個時代也可以稱之為：“五千年以來，未有之大變革”
生產力的增加導致財富盈餘，接著又導致私慾膨脹。 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原有人心純樸的合諧模式已經不能適應膨脹的財富和私慾。
中國用了五六百年到了漢代，才再一次找到一個社會模式。於是，中國後來較少出現那種長期大混亂的局面。雖然，於人心來說，已經是十足的大退步。
但總算農耕社會的模式，又讓中華民族傳承了2500多年。
到了近代，財富進一步增加，私慾更度膨漲。 原來的農耕社會再次不能適應。 不過呢，中國是被外國打破國門的被迫改變的。
從清末到今天，中國人還在不停的摸索。已經有了相當的成績，但問題也相當多。
所以要了解先秦，要橫向縱向的思考中國歷史。 因為先秦的特點，是針對於其它歷史時期特點而言的，比較的。
有幾點特點：
1 剛才說過的，因為財富的增長，導致私慾膨漲。原有社會秩序打破。新的秩序還沒有建立。這點上和現在有點像。
2 那個時代的人，和我們這個時代最大不同之處在於。 剛剛被物慾所染。心靈還沒有那麼汙染。
所以還有很多聖人，並非僅是學者。 他們有很高的心靈成就。 而今的學者掌握的只是知識。
對於人體潛能的運用幾乎消失了。 這是先秦諸子，最大的不同。 無論是鬼谷子、墨子他們的自身修行都非常之深，並非僅是學者。
知識只是他們能力之一。 更不要說老子，莊子的大聖之人了。 老子之學和儒學，並不矛盾，在我看來。
儒學是黃老學說（治天下）的延伸。 黃老學，還有另一層延伸變成道教，修出世之法。 把黃老學，當成百家之一。
並不合適。 實則是百家之基。 內聖外王之道體現到極致，便是我們的老祖宗五帝之首----黃帝。。
先秦諸子時代與現代最大不同用現在的話說叫：身心潛能運用大師。
不過，也不全都是潛能大師。形名家、法家大師想來就不是。
"重經世致用” 我拿捏不好這個詞的意思。 社會現實情況是變化的，又如何以重經而能致用？經是過去環境的思維。
道理雖然是相通的，但在方法上，卻大有不同。 事實上是，只要過於重經，就不能致用。
“內聖外王”。好像黃帝是最後一個由王而聖的皇帝了。 自後，能出一個明君就不錯了。
或是出個證道的大師那也是相當了得。 又治國又證道成聖，沒有這種人了。偶爾會出個放棄皇位出家修行的。
對了，我想起一個皇帝---雍正，所說雍正有極高的禪宗成就。不知算不算聖。
2樓：happysky梅
第一類是子思所記孔子言論，包括《表記》、《坊記》、《緇衣》全篇和《中庸》以孔子語單獨成章的部分，屬於《論語》類文獻。
《史記·孔子世家》說：“子思作《中庸》。”《隋書·**志》引沈約曰：
“《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對於這種說法，後人多持懷疑態度，以為這幾篇不過是後人之假託。現在，郭店竹簡的出土，證明上述記載是完全可靠的。
首先，《緇衣》就是郭店竹簡的一篇。其次，郭店竹簡《天降大常》篇的一段文字又見於《坊記》。從行文看，顯然是《天降大常》引自《坊記》，這說明《坊記》的成篇早於《天降大常》。
第二類是子思門人所記子思言論。竹簡《魯穆公問子思》為子思與魯穆公的對話。《窮達以時》雜有孔子語，可能是子思對孔子思想的闡述。
故此二篇當為子思所記子思言論，性質相同。它們的竹簡形制一樣，亦可證之。
第三類為子思的著作。《中庸》以孔子語單獨成章之外的部分，則是子思本人的著作。《五行》顯然是子思的著作。
一則史載子思倡導五行之說，二則此篇的範疇概念和思想與《中庸》多有相合。《唐虞之道》與《窮達以時》思想較為一致；《忠信之道》將忠信歸結為仁義，顯然與《五行》有內在聯絡。故這兩篇很可能亦為子思言論或著作。
第四類為子思門人的著作。《天降大常》、《尊德義》、《性自命出》和《六德》四篇不但竹簡形制一樣，而且思想一貫，當出自一人之手。《天降大常》曾引用《坊記》，故作者晚於子思。
另從思想上看，此四篇上承子思，下開孟子。故其作者當為子思之後學、孟子之前輩。另外，馬王堆帛書《五行》所附《五行說》的作者亦當屬子思門人。
從這些文獻看，子思學派曾經提出許多不為後人所知的卓識創見。
例如，心、性、情雖然是儒學的重要範疇，但在儒家傳統中，一直到宋明理學才直接地、明確地討論三者關係。現在，這批竹簡的發現改寫了這段歷史。關於性與情的關係，《性自命出》說：
“道始於情，情生於性”；關於性與心的關係，《性自命出》說：“金石之有聲，槌弗擊不鳴；人雖有性，心弗取不出。”這與2023年以後朱熹提出的“性，本體也；其用，情也”，“心以性為體”，“須有個心，便收拾得這性，發用出來”之論何其相似。
理學家雖無緣見到這批竹簡，卻提出相似的見解，亦令人歎服。
《論語》、《論語》類文獻與孔子自宋人首開疑古之風以來，研究孔子的著作雖不可勝數，但所引據的材料多半沒有超出《論語》、《左傳》、《史記》等書。人們對其他古籍中所儲存的大量有關孔子的記載，或諱莫如深，或斥為贗品。
更有甚者，最近有人提出《論語》到漢代才結整合書，其真實性也值得懷疑。郭店竹簡有助於打消這種疑慮。
關於《論語》的成書，兩漢學者如劉向、劉歆、匡衡、王充、鄭玄、趙岐等都有記載。被廣泛徵引的是劉歆的說法：“《論語》者，孔子應答**、時人及**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
當時**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撰，故謂之《論語》。”（《漢書·藝文志》）
從《論語》關於子張在聽到孔子的教誨後“書諸紳”的情況看，孔子**確有作筆記的習慣，這正是日後結集《論語》一書的基礎。
劉歆說《論語》的原始資料雖為孔子**所記錄，但其結集者為孔子門人，是正確的。這從書中曾子、有子、閔子等孔子**被稱為“子”可得到印證。
具體言之，《論語》是何時結集的呢？該書所記時代最晚的一件事是曾子之死，而曾子死於公元前436年，所以這一年可以定為《論語》結集時代的上限。現存直接提到《論語》其書並引用其文的文獻是《坊記》。
如上所言，《坊記》確為子思所記孔子語，而子思死於公元前402年，所以這一年可以定為《論語》結集時代的下限。因而，《論語》當結集並命名於公元前436—公元前402這34年之間。從這個時間看，《論語》的結集者當僅限於孔子**和再傳**。
孔子**三千，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故當時一定有大量記錄孔子語的筆記。而孔子去世後，後學即分化，“儒分為八”，故所謂“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撰”，一定只是各小集團之內的事情。
由此可知，當時一定存在許多結集孔子言行錄而成的《論語》類文獻。
當然，各小集團在結集孔子言行錄的時候，是以自己的特點和興趣進行取材的。今本《論語》特別注重道德修養。由此可以推知，此書是由孔子德行科的**門人結集的。
那麼，《論語》之外那些《論語》類文獻的下落如何呢？在現存西漢以前的文獻中，常常見到集中記載孔子言行的文字，從上下文看，絕非私家著作的徵引。這就是《論語》類文獻的佚文，其史料價值與《論語》不相上下，如今本和帛書本《易傳》中的有關文獻、《孝經》、定縣竹簡《儒家者言》和《哀公問五義》、《荀子》中的有關文獻、大小戴《禮記》中的有關文獻、《孔子家語》和《孔叢子》中的有關文獻等。
現在，《緇衣》出土於戰國楚墓，說明這種論斷是可靠的。
綜上所述，孔子及其思想需要重新認識和重新評價。就孔子思想的發展而言，實由禮學而仁學進而易學，這三個階段分別屬於孔子的早年、中年、晚年。這整個過程就是孔子本人所說“下學而上達”的過程。
孔子對易學的最大貢獻是，在形式上，將過去的占筮之學轉化為哲學；在內容上，將過去的乾坤二元論提升為易一元論。所以，過去那種認為孔子思想中沒有形上學甚至沒有哲學的觀點是錯誤的。
各學派之間的關係
（1）儒家和道家的關係。人們通常認為，儒道對立，勢若水火。
竹簡《老子》一出，方知兩派本是同根生，旨趣亦貫通。從竹簡《老子》看，老聃不但沒有批評儒家思想，而且對儒家所遵奉的觀念如聖、仁、義、禮、孝、慈等持積極、肯定的態度。另一方面，從各種史料看，孔子對老子也是非常推崇的。
而儒道之間的對立，始於戰國時期。
這從太史儋和莊子對儒家的貶黜以及孟子和荀子對道家的攻擊中可以清楚地感覺到。
郭店竹簡《語叢》四種值得注意。歷史上有小簡寫雜記之說，而《語叢》皆為短簡，且言簡意賅，其性質為墓主東宮之師的札記，故應更名為《東宮之師札記》或《札記》。這部竹書兼綜儒道，內容涉及墓中儒道兩家的著作，故當為墓主閱讀所藏儒道兩家著作的讀書札記，其中既有原書抄錄，亦有個人感想，而《語叢四》可能抄自別家文獻。
這是現存最早有意識地將儒道熔為一爐的作品。
（2）道家和兵家的關係。早有學者指出，道家和兵家關係密切。
今觀竹簡《老子》，並無兵家影響的痕跡。因而，今本《老子》與兵家相通之處，乃太史儋對兵家思想的吸收，而權術就是其中的主要內容。
（3）道家和法家的關係。有人指出，戰國法家出自老子。但他們既沒有注意到對法家發生影響的是太史儋而非老聃，也沒有意識到兩家之密切關係尚有地理上的原因。
權術是道家與法家的接合點，此乃太史儋思想之特色而為老聃所未及，故戰國法家實出自太史儋。太史儋入秦後，促進了當地法家的發展，使秦國成為法家活動的主要舞臺。因而，韓非子之作《解老》、《喻老》並非偶然，這是法家承繼太史儋之統緒的明證。
先秦哲學的特點及其演變
先秦思想的發展有兩次重大轉變。第一次發生在殷周之際。對這次轉變的性質問題，學術界有各種各樣的看法，但大致認為這是一場宗教改革運動。
我以為，這是一場宗教批判運動。其實質，是擺脫傳統宗教，開創人文精神。這不是宗教內部的變化，而是以人文取代宗教的過程。
這場宗教批判運動的深層面的思想根源，應該歸之於祖先崇拜。一方面，在先民的觀念中，天帝的旨意是通過祖先神來傳達的，而祖先神當然首先要保佑本族類，這使天命帶有一定的任意性。另一方面，祖先神這個中介，拉近了人與天帝之間的距離，使二者之間具有一定的親和性。
所以，當一些特殊事件發生，如殷之代夏，周之代殷，便使人們比較容易地對天命發生懷疑並進而肯定人的價值。
中國哲學與文化之不同於世界其他民族的根本特質是在殷周之際奠定的。由此看來，中國哲學史的開端問題需要重新考慮。過去，胡適先生從老子寫起，馮友蘭先生從孔子寫起，影響很大。
我認為至少應該從文王、周公寫起。
第二次轉變發生在春秋、戰國之際。過去，在人們的觀念中，先秦時期，儒家側重於倫理說教，道家側重於哲學**，這已成定論了。
但簡本《老子》的出土，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檢討這一成說。儘管簡本《老子》中也有一些討論形上學的段落，但其大部分內容，卻是在闡述倫理價值，這正與《論語》相似。此外，這部《老子》的風格相當古雅、樸實，又與《論語》相合。
這就是說，側重倫理價值、風格古樸是當時哲學的共同特點。然而，進入戰國，哲學之風大變。就哲學問題而言，人們已由對倫理價值的側重，轉向對天道、心性等深層問題的側重。
其風格也隨之由古樸轉向高遠玄妙。不管是儒家的子思、子思後學、孟子，還是道家的太史儋、關尹，抑或隱逸家的莊子等人，都是如此。因而，側重天道、心性問題，風格玄奧，是戰國哲學的主要特徵。
這個時期的哲學，更加抽象了，或者說哲學意味更濃了。這是中國人理論思維的一次大飛躍。
從古樸、簡易到抽象、精緻，符合哲學發展的一般規律。這就進一步印證了本文對簡本、今本《老子》時代和作者的推斷。先秦哲學這種轉向的轉折點就是孔子晚年所建立的易學。
老聃思想和孔子早期思想皆重人倫而鮮及心性及天道，孔子的易學基本上是一種天道之學。
而戰國哲學最大的貢獻就是填補並深入、廣泛地挖掘了介於人倫與天道之間的心性這個環節。僅此一點，孔子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就需重新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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