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三國演義》是我國古代**史上長篇**的開山之作。《三國演義》的作者是元末明初人羅貫中，明朝嘉靖元年修髯子張尚德刊刻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是該書最早的刻本，這一說法似乎已成定論。
因 此，學術界在**其思想性和藝術性時，自然也都是基於上述認識，把《三國演義》作為羅貫中的個人創作，結合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來對其作出種種論述的。然而，疑問也在不斷產生：羅貫中生活在元末明初（有的學者推算出羅貫中大約在2023年前後創作了《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的第一次刊行是在明嘉靖元年，從元末明初到明嘉靖元年（1522）近200年間，該書不見於任何記載，它是怎樣儲存下來的？
羅貫中生當元末明初，當時既沒有成熟的**理論，也沒有現成的長篇**可以借鑑，他是怎樣的天才，能夠創作出這樣一部不朽的鉅著？
不過，因為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上明標為“羅貫中編次”，這一說法也早已為學界所認同，儘管一些學者對此抱有疑問，因缺乏充分的證據來推翻固有的觀點，終歸是疑者自疑，信者自信，傳統的看法並未被動搖。
明代孤本黃正甫刊二十卷《三國演義》
要解決這一問題，考證《三國演義》的版本源流，顯然是最為關鍵的。然而，這一工作又是非常繁難的。明清以來流傳至今的各種刻本的《三國演義》，今知有30餘種，這些版本或存於國內或流於海外，都是一般學者所難以見到的，有條件接觸這些版本的人實在不多。
寓居澳洲的柳存仁先生曾對海外所存《三國演義》的版本進行了較詳盡的考察，認為明刻《三國志傳》系統的本子所依據的原本似應早於《三國志通俗演義》而存在（請參閱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中國古代**研究——臺灣、香港論集》所收柳存仁文《羅貫中**之真偽性質》）；北京大學的周兆新先生在其所著《三國演義考評》一書中，對國內現存的幾種《三國演義》刊本進行了詳細的對勘，得出了與柳存仁先生大體相同的結論。這應當說是《三國演義》版本考證方面一個不小的突破。此外，還有不少學者對《三國演義》版本的考證下了不少工夫，英人魏安撰寫了一部《三國演義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專門考證《三國演義》的版本源流。
他共蒐集到35種版本，將其分為a、b、c、d四支，每一支又分若干分支。若從分析版本流變方面看，魏安的工作可謂詳湛而卓有成效。但他的著眼點是要追求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的原文（魏安2023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的博士學位**題目即為《追求其原文：
〈三國演義〉的考證學》），所以，雖然考證精詳，但結論中卻有許多主觀假設，反而加固了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這一說法。同樣，柳存仁和周兆新二位先生也是在版本研究上突破了一層，卻仍然認同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這一觀點。這就是說，前面所提出的疑問仍未破解。
筆者自2023年開始留意《三國演義》研究，在閱讀有關文獻和學術**的過程中，越發感到切實解決這一問題對於我們認識中國**發展史乃至認識我們這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2023年我有幸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師從啟功先生和鄧魁英先生攻讀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我把博士**題目定為《三國演義研究》，客觀上也有了考察該書版本的條件，因為國內所藏的十餘種《三國演義》版本幾乎都在北京。為了得到正確的答案，我調查了北京各大圖書館中所收藏的《三國演義》的各種版本，查閱了相關的文獻資料，取得了大量證據。
這期間，最關鍵的是在國家圖書館查到了一部明代插圖孤本黃正甫刊二十卷《三國演義》，該書在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書目》
中著錄為“明天啟間刻本”。從表面上看，在明刊《三國演義》各本中，它的出現時間是較晚的，所以，一些學者雖早見過此書，卻未加留意；英人魏安更將其列在d支的刪節本一類，未加考校。實際上，這個黃正甫刊本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早期刊本，只是它的真面目被掩蓋了而已。
該書的封面、序言、目錄和君臣姓氏附錄是明天啟三年補配的，正文部分則是早期留下來的舊版！何以見得？一是該書封面標題為《三國演義》，正文各卷卷首則標為《新刻京本按鑑考訂通俗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誠所謂表裡不一；二是目錄字型與正文有異，且有部分目錄文字與正文內相應的標題不一致。
三是該書前有一篇“山人博古生”所作的序，明言該書“不失本志原來面目，實足開斯世聾瞽心花”。此前，沒有人看出這一點，這引起了我詳細考校此書的極大興趣。我用此書同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作詳細對勘，從書中詩詞、註釋、故事敘述、文字運用等方面獲得了大量的證據，證明這個黃正甫刊本的刊刻時間實比嘉靖本早20年以上（詳見筆者為人民大學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黃正甫刊本《三國演義》所作的《前言》）。
有關黃正甫刊本的考證文章脫稿後，呈啟功先生審閱，先生看後說：“文章寫得很紮實，解決了一個重大問題。”並對其中的個別論述提出了修改意見。
後來，我到北京圖書館將黃正甫刊本的影印件呈啟功先生目驗，先生在認真審視了該書的版刻風格後，指出：“這確是明代早期的民間坊刊本，證明你提出的證據是有說服力的。”這個黃正甫刊本的發現，可以說使“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為今所見最早刻本”
的固有觀念失去了依據。同時，從該書中也獲得了一些進一步**《三國演義》的成書與作者問題的線索。這個在福建出現的黃正甫刊本的刊刻時間大約應當在公元2023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值得注意的是，全書自始至終都沒有提到該書的作者為何許人，也就是說這個今所見最早刻本並不標為“羅貫中編次”。
另，柳存仁先生在《倫敦所見中國**提要》中曾提到一個朱鼎臣本，他對該書的目錄和題署作了詳細的著錄，該本各卷卷首或無題署，或僅題作“書林梓”、“建邑梓”，卷之十三題作“古臨沖懷朱鼎臣輯”，卷之十四又題作“羊城仲懷朱鼎臣編輯”，並題“書林梓行”。從柳存仁先生所作的文字說明看，他認為該書也是一個早於嘉靖本的刊本，卻也自始至終不題為羅貫中撰或編次（這個版本出現得較晚，有待詳考）。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後學羅本貫中編次”的字樣在並非最早刻本的明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上出現，完全可能是書商為了鬻書射利而貼上去的標籤。
《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作者是羅貫中的說法根本靠不往關於羅貫中，明初無名氏的《錄鬼簿續編》中有他的記載，該書作者與羅貫中有交往，記載說羅貫中是“太原人”，卻沒有提到他叫“羅本”（今人有說他名“本”字“貫中”，純屬附會）。只說他“樂府隱語極為清新”，寫過三種雜劇。壓根沒有提到他創作《三國志通俗演義》等**，到了近200年以後的明中葉，他怎麼竟成了一個天才的**家？
羅貫中創作《三國志通俗演義》的說法，是嘉靖壬午本確定的。
該本前面有一篇蔣大器的《序》，《序》雲：“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可謂言之鑿鑿。
然而此說卻有兩處硬傷，一是將羅貫中的籍貫“太原”誤寫為“東原”；二是該書所敘史事實起自“漢靈帝建寧元年（公元168年）”，“終於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前後總計113年史事。而蔣大器說該書所敘“自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終於晉太康元年”，這就是說該書所敘史事只有97年。豈不是睜著兩眼說混話？
現在，我們發現了更早出現的黃正甫刊本《三國演義》，該書前的《君臣姓氏附錄》標題下有一行文字雲：“起漢靈帝戊申歲至晉世宗庚子歲止，首尾總計一百一十三年事實。”（其他閩刻本中也有承襲這一說法的）這足以說明蔣大器的《序》中關於《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作者是羅貫中的說法根本靠不往。
然而，要推翻像“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這樣久已深入人心的成說，沒有充分可靠的證據，是不會輕易被人們接受的。明黃正甫刊本的發現，可謂是一個鐵證。此外，為了更加充分地證明這一點，筆者還考察了自元末明初到明中對近200年間**的發展，從《永樂大典》等有關文獻中找到了大量的證據，證明所謂“**史上的200年空白”是一種十分荒誕的說法。
從羅貫中生活的那個時代出現的《三國志平話》的內容和流傳情況看，從元明時期的三國戲曲與《三國志通俗演義》的關係來判斷，結論都是相同的，即在元末明初羅貫中生活的那個時代，三國故事還不夠成熟，許多故事還沒有定形，憑羅貫中一個人的智慧，無論如何也編寫不出《三國演義》中那麼多精彩的故事來。應當說，這些考察獲得了大量重要的旁證，而從《三國演義》
本身，也有許多內證可以證明其成書時間實在羅貫中之後。例如“關雲長五關斬將”的描寫，這故事寫關羽從許昌到滑州（今滑縣）去尋找劉備。從地理上看，許昌到滑州直距離不過五百里，且是一馬平川，關羽怎麼會翻山越嶺跑到洛陽、汜水、滎陽，繞了個大彎子去過關斬將呢？
顯然在地理描述上有錯誤。羅貫中是太原人，他如果寫《三國演義》，不至於造成這樣的地理錯誤吧。
《三國演義》是“演義家”（即說書藝人）的共同創造上述論證足以說明，《三國演義》的作者不是羅貫中，其成書時間應當在明中葉。那麼，這部大書是怎樣創作出來的？胡適先生三十年代曾在他所作的《三國演義序》中說：
“《三國演義》不是一個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義家的共同作品。”他所說的“五百年”，應當是從北宋到明中葉這段時間；他所說的“演義家”也應當是指如宋人所說的“霍四九說三分”這樣的一代又一代的說書藝人。《三國演義》中的精彩故事都是經這些說書藝人在口耳相傳的過程中不斷豐富和完善起來的。
到了明中葉，整個三國曆史的系列故事已經相當完善之後，有眼光的書商看到了其中的商機，便與某個熟悉三國故事的下層文人聯手，參閱《資治通鑑》（所謂“按鑑”）等史書，對這些三國故事進行系統的整理（所謂“考訂”），寫成了這部“通俗演義”
式的“三國志傳”，然後付梓刊行。啟功先生曾談到有一本《龍圖耳錄》，講包公的故事，所謂“耳錄”，就是有人在書場裡聽說書藝人講說包公的故事，每次回家後把它記錄下來，整理成這樣一部“耳錄”
的書。《三國演義》的產生亦當是如此。
《三國演義》最初的寫定者應是何方人士，可以推測他當是南方人，這從他對中原地理的無知可以證明。此外，從語言上也能看出這一點，黃權這個人物，在黃正甫刊本中第一次出現時，被誤寫成了“王權”，“王”、“黃”同音造成字誤，也是南方方音所致。如果是太原人羅貫中所寫，就絕不會出現這樣的錯誤。
如前所述，早期出現的《三國志傳》多由福建的書坊刊出，這個最初的寫定者也許就是福建人，或者是蘇杭一帶的人。他究竟是誰呢？雖不得而知，但已無關緊要。
按照胡適先生的說法，“《三國演義》的作者、修改者、最後寫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學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同上）。這就是說，《三國演義》這部不朽的鉅著，實際上是由“演義家”（即說書藝人）們共同創造出來的，所以，這最初的寫定者無論是誰都一樣，他對該書的創作並無多大貢獻。這就是說，像《三國演義》這樣的大書，其中精彩的片段，都應當是由那些說書藝人創作出來的。
明代的長篇**，大多都在每一段或每一回結束時，有一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是說書藝人在書場上為了吸引聽眾而說的“賣關子”的話。到了這樣的**被記錄下來時，他的寫定者往往連這樣的話也抄錄了下來。可見，是不可以把這最後的寫定者當成作者來看待的。
也就是說，絕不可以把它的寫定者當成該書的作者，更沒有理由把羅貫中封為天才的作家供奉在**藝術的殿堂中。
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重新解讀《三國演義》，如何解讀呢？小而言之，我們再閱讀《三國演義》時，不應當把它當作一本個人創作的**，更不應當結合羅貫中的思想和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來**該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而應放開眼界，將此書置於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中來予以**。大而言之，我們應從**《三國演義》的成書過程、思想意蘊、藝術成就入手，結合**其它幾部明代出現的古典**名著如《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的成書過程，惟其如此，才有可能重新認識作為中國古代通俗文學的**發展史。
馮其庸先生在審讀我的**中，感到所**的問題事關重大，為了證實我的論述，馮先生親自到北京圖書館去查閱了這個黃正甫刊本，而後寫出評價。中華書局編審柴劍虹先生則認為拙文有關論證“對於推翻嘉靖壬午本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最早刊本的舊說，對於訂正羅貫中為《三國演義》寫定之作者的成說，都有相當的學術價值。”但上述各位學者，當時都對難以親見黃正甫刊本而感到遺憾。
看不到黃正甫刊本的原作，對於留意這一問題的專家學者們和廣大讀者來說，無疑也是個遺憾。所幸人民大學出版社終於將這個黃正甫刊本《三國演義》請下樓來，使世人得以一睹它的“廬山真面目”。
選自明黃正甫刊本“張鬆反難楊修”一節，其中“操令破板焚之”一語，嘉靖壬午本將其改為“遂令扯碎其書燒之”，並作來注云：“柴世宗時方刊板，舊本書作‘極’，差矣。今孫武子止有魏武帝注。
”該注中所提到的“舊本”即當指黃正甫刊本，這是嘉靖壬午本以前已有刻本的鐵證。
嘉靖壬午本（1522）一致被認為是《三國演義》諸刻本中的最早刻本，但從該書文字刊刻之精美和“張永年反難楊修”一節中“遂令扯碎其書燒雲”一語下的這條註釋中提到“舊本”這一事實看，嘉靖本不可能是最早刻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所出黃正甫刊本《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的作者，三國演義作者是誰
中巴經濟走廊 三國演義 作者 羅貫中 是怎樣完成這部著作的 羅貫中，一名羅本，生於元末明初，山西太原人。元代中期，由於滅宋戰爭的創傷逐漸平息，社會的經濟 文化重心也開始由北方轉移到了南方。南宋的故都杭州不僅成為人口雲集 商業發達的繁華城市，也成為戲劇演出和 說話 藝術發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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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作者是誰？
1.諸葛亮的性格特徵 他足智多謀 料事如神，有著胸懷坦蕩的大智慧型。忠貞不渝 為國為民的道德力量的代表。高尚人格 超凡意志力量的表率。2.劉備的性格特徵 劉備有著仁政 愛民的民本思想，在當時十分難能可貴。劉備性格的核心是 忠義 他還是乙個善於招攬人才，有著膽識 胸襟和謀略的人傑。3.關羽的人物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