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獨坐須臾斷浮雲
孔子的學說在中國歷史上的統治地位的確立，是在他去世以後的事情。其中，孟子和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董仲舒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2.孟子對孔子學說的繼承和發展。孟子繼承孔子的學說，並提出“人性善”論，“民為貴”論，“得民心”論等等，進一步豐富、完善了孔子學說的內容。
期間，秦始皇統一中國，不但沒有采納孔孟的儒家學說，反而焚書坑儒。秦始皇34年的一天，秦始皇置酒咸陽宮，大會群臣博士，討***問題。博士淳于越批評秦朝的郡縣制不合理，提議恢復封建制。
丞相李斯上書反對，並建議：“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學者，以吏為師。”“黥為城旦”是當時普遍使用的一種刑罰。黥即古墨刑，在犯人臉上刻字之後，再加髡鉗鎖往邊疆築長城。
白天守城，夜晚築城，所以叫做城旦。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意見，下達了焚書令，禁止儒家學說的傳播，以法家思想為指導思想。這樣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的局面結束了，代之以法家的一家獨尊。
3.董仲舒對孔子學說的發展和儒家思想在中國統治地位的確立。
到了漢代，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孔子學說在中國社會歷史上的統治地位才逐步確立起來。
董仲舒的貢獻在於進一步改造了“天”的概念，論證了“天人合一”和“天人之際”。
在周朝，有意志的“天”逐漸取代了“帝”或“上帝”。到了西周，周公旦對於天命實際上已開始半信半疑。他說，周王朝代替了殷王朝，是天命攸歸。
但他又認為，“惟命不於常”（《尚書·康誥》），天命不是永恆不變的，不要以為天命歸周了，就會自然而然地永遠保持下去，還要努力做好一切事情，“用康保民”。
孔子對天十分敬畏。他說：“巍巍乎！
唯天為大”；“君子有所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他對天的認識是：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即是說，天雖然不說話，但卻主宰著自然的執行和萬物的生長。
在這裡，“天”還比較簡單、抽象。他還自稱“五十而知天命”。
到了董仲舒那裡，天的概念豐富了。董仲舒的“天”有兩重性，一方面，是自然界的天，是日、月、山、川、風、火、雷、電等自然存在物和自然現象。另一方面，當它和社會現象對應起來時，又產生了一種神祕的超自然性格。
經過董仲舒的論證，人間的一切並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由具有神祕的超自然性格的天派生並制約著的。超人間的“天”和人間的“人”“合一”了，封建宗法**制度進一步找到了理論根據。天到底是什麼？
董仲舒沒有回答。它不是殷商時代那個上帝式的天，但它仍然帶有超自然的神祕性格，所以，人還是要跪在天之下。
董仲舒首先證明了人符天數。他說，人的身體和天是對應的。天有陰陽，人有哀樂；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天有十二個月，人有十二個骨節；天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三百六十六塊小骨；天有晝夜，人有視暝；天有冬夏，人有剛柔，等等。
天有什麼，人也對應有什麼。這就是人副天數。“人之身，首分而員，像天容也。
發，像星辰也。耳目戾戾，像日月也。鼻口呼吸，像風氣也。
胸中達知，像神明也。腹飽實虛，像百物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
”（《春秋繁露·人副天數》）“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
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
人之好惡，化填築暖晴。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天之副在乎人。
”（《春秋繁露·為人者天》）
天是人的曾祖父。人間社會的君臣父子夫妻是根據天的陰陽之道形成的，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是上天安排的。董仲舒說：
“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
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
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春秋繁露·基義》）“何謂綱紀？綱者，張也。
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理。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
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詩》雲：
‘宜宜（menmen）文王，綱紀四方。’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稱三綱何？
一陰一陽謂之道。”（《白虎通義·三綱六紀》）人間社會宗法**制度中，幼者對長者的無限順從、責任，都是上天安排的。董仲舒不僅拿宗法**制度的核心關係即三綱與陰陽之道進行比附，還拿官制、繼承、刑辟、攝政、嫁娶等具體制度與天象（五行）比附。
他說：“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
兄死弟及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
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
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復仇何法？
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妻順夫，臣順君何法？法地順天也。
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
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
”（《白虎通義·五行》）“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吾聞聖王所取儀金（法）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
三人而為一選，儀於三月而為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四時而終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
天以三成王，王以三自持。立成數以為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備天數以參事，治謹於道之意也。
”（《春秋繁露·官制象天》）
既然人間社會秩序，宗法**制度是上天安排的，是按天的啟示設立的，就是完全合理、完全正確的，不能懷疑，不能反對，不能違抗。
經過董仲舒的論證，孔子學說有了兩個明顯的變化：一是孔子從血緣關係中引出來的說明封建宗法**制度合理的倫理道德觀念有了超自然的“天”的力量的支援，既加強了說服力，也增添了威懾力，有利於在老百姓中傳播。二是董仲舒明確地把君臣父子夫妻關係表述為綱理關係、大小關係，明確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這樣，在孔孟的基礎上，董仲舒為封建宗法**制度進一步提供了理論根據。
馮友蘭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於是臣、子、妻即成為君、父、夫之附屬品。此點，在形而上學中亦立有根據。
董仲舒以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白虎通義》亦然。蓋儒家本以當時君臣、男女、父子之關係，類推以說明陰陽之關係；及陰陽之關係如彼所說，而當時君臣、男女、父子之關係，乃更見其合理矣。
”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論，儘管現在看來毫無道理，但很有效用。在科學很不發達的古代，很能迷惑人。因為當時的科學還不可能對各種自然現象作出正確的解釋，人們也就不可能看出董仲舒這套理論的謬誤。
沒有接受過文化教育的廣大老百姓更是難以識破其欺騙性。既然人間社會的封建**制度所規定的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來自於天，所以，“天不變，道亦不變。”只要天的陰陽五行依舊，人間的社會秩序就是不可動搖的。
自從董仲舒講求“天人之際”，給人間封建宗法**制度的社會秩序戴上了“天”的桂冠後，“天”就成了中國人擺脫人身依附關係不可逾越的巨大屏障。任何對封建宗法**制度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違逆，任何對忠孝節義、三綱五常的儒家道德規範的懷疑、否定，都是“無法無天”“大逆不道”，都要被定成死罪。
4.歷代封建帝王對孔子的尊奉。
封建宗法**制度中的人身依附關係，經過孔子孟子的論證，帶上了頗有溫情的倫理道德色彩，經過董仲舒的論證，又戴上了神祕的不可抗拒的超自然力量的光環，非常適合封建統治者的需要。所以封建帝王尊奉孔子，崇尚儒學，對孔子屢加諡封褒揚，或者親自到孔子廟堂祭祀。西漢元始元年，追封孔子為“褒成宣尼公”。
北魏孝文帝太和16年，追尊孔子“文聖尼公”。唐太宗貞觀2年尊孔子為“先聖”，貞觀11年，改稱孔子為“宣父”。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尊孔子為“玄聖文宣王”，5年又改尊“至聖文宣王”。
元至大元年，武宗加尊孔子為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明世宗嘉靖尊孔子為“至聖先師”。清順治2年，世祖福臨加尊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14年又改為“至聖先師”。
這樣，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中國社會歷史中的地位就越來越牢固地確立起來了。
總而言之，以其本身的生命力和迎合政治需求的兩大因素為主。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
周桂鈿：《中國傳統哲學》
《中國古人論天》
陳致平（臺灣）：《中華通史》
王銳生 景天魁：《論馬克思關於人的學說》
劉祚昌等：《世界通史（近代卷）》
2樓：孔雀二世
孔子宣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論正好符合了中國古代**主義理論的需要。
孔子宣揚的德政，仁者愛人思想不僅符合人性需要，更有利於統治者美化自身功績。
孔子的指導思想在古代中國的統治地位是怎樣確立起來的
孔子在國內外的地位及影響
3樓：匿名使用者
西方對於孔子的瞭解，可能超過了對於其他任何中國人的瞭解。可是在中國內部、孔子雖然一直出名，他的歷史地位在各個時代卻有很不相同的評價。按歷史順序說，他本來是普通教師，不過是許多教師中的一個教師。
但是他死後，逐漸被認為是至聖先師，高於其他一切教師。到公元前二世紀，他的地位更加提高。當時許多儒家的人認為，孔子曾經真地接受天命，繼周而王。
他雖然沒有真正登極，但是就理想上說，他是君臨全國的王。這顯然是個矛盾、可是有什麼根據呢？這些儒家的人說，根據可以在《春秋》的微言大義中找到。
他們把《春秋》說成是孔子所著的表現其倫理、政治觀點的一部最重要的政治著作，而不是孔子故鄉魯國的編年史。再到公元前一世紀、孔子的地位提高到比王還高。據當時的許多人說，孔子是人群之中活著的神，這位神知道在他以後有個漢朝(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所以他在《春秋》中樹立一種政治理想，竟能完備得足夠供漢朝人實施而有餘。
這種神化可以說是孔子光榮的頂點吧，在漢朝的中葉，儒家的確可以叫做宗教。
但是這種神化時期並沒有持續很久。公元一世紀初，就已經有比較帶有理性主義特色的儒家的人開始佔上風。從此以後，就不再認為孔子是神了，但是他作為"至聖先師"的地位仍然極高。
直到十九世紀末，孔子受天命為王的說法固然又短暫地復活，但是不久以後，隨著**的建立，他的聲望逐漸下降到"至聖先師"以下。在現在，大多數中國人會認為，他本來是一位教師，確實是一位偉大的教師，但是遠遠不是唯一的教師。
此外，孔子在生前就被認為是博學的人。例如，有一個與他同時的人說："大哉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論語·子罕》)從前面的引證，我們也可以看出，他自認為是繼承古代文化並使之垂之永久的人，與他同時的一些人也這麼認為。他的工作是以述為作，這使得他的學派重新解釋了前代的文化。
他堅持了古代中他認為是最好的東西，又創立了一個有力的傳統，一直傳到最近的時代，這個時代又像孔子本人的時代，中國又面臨巨大而嚴重的經濟、社會變化。最後，他是中國的第一位教師。雖然從歷史上說，他當初不過是普通教師，但是後來有些時代認為他是至聖先師，也許是不無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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