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關於政治著作的讀書筆記,字數2019左右謝謝

時間 2021-10-15 00:07:31

1樓:愛o動漫

茅盾在《子夜》中還創造了一系列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他們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狀態都打上了時代和階級的深刻印記。屠維嶽是吳蓀甫手下得力的鷹犬。正象作者著意渲染吳蓀甫的才幹和魄力一樣,他也用不少筆墨渲染了屠維嶽的「機警、鎮定、膽量」。

吳蓀甫不能改變自己的失敗命運,屠維嶽的陰謀詭計也終於破壞不了排山倒海的工人運動。越伯韜是美帝國主義所拳養的買辦金融資本家,是半殖民地的特有產物。他憑藉蔣介石的法西斯政權的力量,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具有壓倒吳蓀甫的優勢。

他不僅操縱了上海的公債投機市場,而且還一手扼住了民族工業的咽喉。他狡獪、陰狠而剽悍,***性,荒淫無恥。作品雖然對這個人物的政治社會關係揭示得還不夠充分,但從篇幅不算很多的描寫中,已經淋漓盡致地刻劃與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

馮云卿是在土地革命風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農民的血汗拿來換取大都會裡的「寓公」生活,同時在公債市場上進行投機活動。通過他用自己女兒作「美人計」的一幕醜劇,作品一方面尖銳地揭示了走向滅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無恥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突出地刻劃了趙伯韜的卑鄙的形象。

馮云卿的活動所佔篇幅雖然不多,但卻是全書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外,如賣身權門、依靠資本家錢袋過活的李玉亭、範博文等一類所謂的「教授」、「詩人」,也都寫得各具有特色。作者曾說,他打算把一九三 年的「新儒林外史」「連鎖到現在本書的總結構之內」,這個打算雖然沒有全部實現,但從李玉亭、範博文等人物身上也多少顯示了當時某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墮落、空虛的精神面貌。

茅盾特別擅長刻劃人物的心理狀態。他不是對它們作靜止的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寫,而是在時代生活的激流裡,在尖銳的矛盾和衝突裡來時行細緻、深入的刻繪。他讓吳蓀甫同時在幾條戰線上作戰,讓他不斷處在勝利和失敗的起伏的波瀾裡,時而興奮,時而憂慮,時而指揮若定,時而急躁不安。

這樣,吳蓀甫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面貌就毫髮畢露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杜竹齋的唯利是圖的性格,在公債市場的決戰階段顯得分外清楚。李玉亭兩面討好的豪門清客的心裡,在吳、趙兩家明爭暗鬥最為緊張的時候暴露得格外分明。

茅盾還在很多地方通過自然景物的描寫來渲染氣氛,襯托人物情緒的變化,藉以鮮明地顯示人物的性格。他決不是為寫景而寫景,他寫景即所以寫人。有時是因情取景,有時是借景寫情,情景交融,文無虛筆。

《子夜》的語言具有簡潔、細膩、生動的特點。它沒有過度歐化的語言,偶爾運用古代成語,也是恰到好處,趣味盎然。人物的語言和敘述者的語言,都能隨故事和人物的性格發展變化而具有不同特色,使讀者能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如臨其境。

《子夜》的藝術結構是巨集偉而謹嚴的。全書共十九章,一、二兩章交待人物,揭示線索;此後十七章,一環扣緊一環,頭緒繁多而又有條不紊,各有描寫重點而又共同服從於全書的中心。第四章寫雙橋鎮農民起義,雖然這條線索沒有得到繼續發展,對全書說來使人略有游離的感覺,但它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的面貌,顯示了吳蓀甫與農村封建經濟的密切關係和他對農民起義的勢不兩立的態度,仍然是全書的乙個重此文**於公務員測試網--文秘頻道組成部分。

貫串全書的主線是吳蓀甫和趙伯韜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但與此同時,又或實寫,或虛寫,處處顯示革命力量的蓬勃發展。最後結尾處側面帶出工農紅軍的日益壯大,以此來對照吳蓀甫失敗的命運,指出了中國的真正出路所在。

《子夜》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同文學史上所有成功的作家一樣,茅盾特別注意於研究人以及人和人的關係。他有廣泛的社會經驗,又力圖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各種現象,揭示其重大的意義,形成作品的主題思想。

《子夜》的孕育和產生正是這樣的。茅盾對我國古典**《水滸》和《儒林外史》特別喜子,又曾廣泛地閱讀外國著名作家的作品。對中外優秀文學遺產,他都能經過咀嚼,消化而加以吸收,取精用巨集,「消化了舊藝術品的精髓而創造出新的手法」。

這也是《子夜》獲得成功的重此文**於公務員測試網--文秘頻道原因之一。

對於工農群眾運動的描寫,在《子夜》中不能算是成功的地方;特別是描寫工人罷工鬥爭,缺點更為明顯。作者用了很大篇幅來描寫這方面的鬥爭,一方面是想展示作為民族資本家的吳蓀甫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想通過這種描寫來批判當時「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但是因為正面形象過於單薄無力,不能顯示出革命者英勇鬥爭的精神,所以作者的創作企圖未能圓滿地實現。

作者後來曾經指出產生這方面缺點的原因:「這一部**寫的是三個方面:買辦金融資本家,反動的工業資本家,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

三者之中,前兩者是直接觀察了其人與其事的,後一者則僅憑『第二手』的材料,——即身與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這樣的題材的**,就使得這部**的描寫買辦金融資本家和反動的工業資本家的部分比較生動真實,而描寫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的部分則差的多了。」

《子夜》的產生,正是我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動在反革命文化「圍剿」中邁步前進的時候,它顯示了左翼文學陣營的戰鬥實績,從創作上證明了無產階級文學是一種不可戰勝的、最有發展前途的力量。

中國社會的改造只有通過「根本解決」的途徑才能實現,這是李大釗在形成馬克思主義信仰後對中國社會革命的基本看法。在那場著名的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論爭中,馬克思主義與實驗主義發生了第一次衝突。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程序來看,「問題與主義」之爭表達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所持的科學態度,包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初意識,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李大釗明確提出「主義」與「問題」有不能分離的關係,強調了「主義」所具有的「工具」性質,在思想方法上盡量避免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李大釗認為「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個方面,「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李大釗堅信,「主義」與實際的社會運動相結合,可以使理想成為現實。

在這樣的思想意識中,任何理論都具有「工具」性質,其目的在於造成社會的實際運動,實現社會的改造。因此,他認為:「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

在這裡,李大釗所關注的重心在於實現社會的改造,因此,只有將「主義」引向實際的社會運動才能達到目的。李大釗這種務求實際的思想,在2023年他與鄧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國學會」的乙個提案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和突出。他表示:

「為革命的民主主義,我們全體動員了。我們不要躲在戰線後,空談高深的主義與真理,我們要加入前線,與軍閥及軍閥所代表的黑暗勢力搏戰」。李大釗一生思想的發展和變化,都是和中國社會改造和革命的實際程序相關聯的。

這樣的思想意識使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採取了科學的理性態度,即不把它當作教條,而是當作行動的指南,這就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程序奠定了思想基礎。

第二,李大釗初步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他指出,社會主義者「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尋找到把「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當他還是乙個民主主義者的時候,就提出了認識中國國情的重要性,中國的國情要靠中國人來研究、中國的問題要靠中國解決的思想。

他認為,考慮中國的問題是不能「置吾國情於不顧」的。這裡的「國情」既包括「近今之國情」,也包括「往昔之國情」,而且「近今之國情,較往昔之國情為尤要」。在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重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條件下的實際運用。

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乙個時代的產物」,我們接受某一學者的學說時,「不要忘了他的時代環境和我們的時代環境」。作為乙個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怎樣應用於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李大釗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這樣落後的國家,有著與西方先進國家根本不同的歷史任務。

他指出:「在別的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班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

2023年10月,李大釗對日本記者談道:「由於**與中國的國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國怎樣宣傳,我國的改造惟有靠我們自己的力量來完成」。

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來運用馬克思主義,走中國自己的解放之路,雖然這只是對中國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認識,但對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奠基的意義:

首先,李大釗思想中的靈活性原則,其核心是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

一、認識與實踐相結合的辯證法,沒有這一原則,也就不會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何理論成果與實踐成就。在李大釗的「根本解決」思想之中,他特別強調了「階級鬥爭」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競爭」理論視為達到「根本解決」目標的重要手段或「工具」。實際上他是把階級之間的對立與共存視為達到社會進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

在一定意義上說,他對「階級競爭」的理解更具有哲學意味和客觀性,這樣的認識使他在革命與改良之間保持了必要的張力。如前所述,在李大釗接受馬克思主義之時,已經與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義立場相脫離,但他在選擇「階級競爭」為「根本解決」的政治手段時,又對社會上諸種政治改良思潮表達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達到推翻舊制度這個大目標的某種方法,並非目標本身,最終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這也是李大釗與胡適在「問題與主義」論爭中的深刻分歧所在。

李大釗認為:「我們應該承認:遇著時機,因著情形,或須取乙個根本解決的方法,而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活動才是。

」李大釗的「根本解決」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也是充滿了五四時代智慧型的。他以社會革命論容納了社會進化說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並不認為「根本解決」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體的社會問題,就可以隨意嘲笑真誠的「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人們的徒勞無功;他的「互動為用,並行不悖」的說法,以其豐富而深刻的內涵,表述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如何在中國特殊國情條件下運用的理解。正是在這一點上,先後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李大釗比陳獨秀在理論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釗保持了理論上的主動性與創造性,即用自己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去理解馬克思主義,並盡量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吸收其他理論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見,保持了理論思維的開放性。李大釗的「根本解決」這一思想包含了這樣幾個成分:有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的把握,有對「互助論」主張的吸收,有對人道主義的認同及倡導人類的「物心兩面改造」。

在中國進行社會革命必須以階級鬥爭為政治手段,這一點在李大釗那裡是十分明確的,但他又不把階級鬥爭視為目的。在這裡,他對「互助論」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啟發性。我們應該看到,在對「階級競爭」的理解上,他與馬克思主義並無衝突,但在人類生存的未來和本質上,他強調「互助」的意義,使他把手段與目的嚴格區分開來。

他認為「人類應該相愛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進化;不可依戰爭而生存,不能依戰爭而進化。這是我們確信不移的道理。依人類最高的努力,從物心兩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類,必能創造出來乙個互助生存的世界」。

他的結論是:以階級競爭為手段改造社會組織,以互助原理為信條改造人類精神,實行「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釗的這一主張具有雙重含義:

它與中國傳統的道德主義思想相區別,強調對社會組織進行改造的重要意義;它包含有對偏重物質進步而忽視人類倫理進步意義思想的批判和匡正。這是乙個唯物史觀的命題,並非是一種二元論的主張,而且從現實性來看,它依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指導意義。

我們看到,在李大釗的整個理論構架中,既規定了中國社會改造的最終目標,即實現「經濟問題的解決」,同時也看到了達到這一目標的長期性與艱巨性。他不僅寄希望於通過「階級競爭」來實現社會組織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類精神進步的巨大作用。中國社會改造任務呈現出層次性和階段性,這樣的認識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靈活性、理論上的開放性,也使他對知識分子在社會改造中所擔負的角色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和肯定,他強調指出:

「知識階級的意義,就是一部分忠於民眾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正如馬克思所言:社會進步這個概念決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義上去理解,而李大釗恰恰是根據中國的特殊環境賦予了它豐富的內涵。

他並沒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評的把經濟因素當做歷史程序中唯一決定性因素的機械論的傾向,雖然在理論上,李大釗並沒有達到恩格斯提出的歷史發展「合力論」思想的高度去認識問題,但在實踐中、在心態上,李大釗卻與歷史發展的「合力論」思想產生了一定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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