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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桓公在位期間，以管仲為代表的一批賢臣良將策劃下，著重在軍事制度方面進行改革。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牢牢掌握齊**隊的·組建權和指揮權。齊桓公與管仲充分利用齊國自姜太公以來在政治上的優勢地位，根據春秋時期客觀的形式的最新變化，將本**隊的組建權和指揮權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們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在歷次戰爭中不斷地充實齊**隊的實力。
史書記載，齊桓公在位期間已擺脫了周禮的束縛，建立了“三軍”的編制，每一軍為一萬人。而實際上，當時齊**隊的總兵力遠遠超過三萬人，很可能已有十萬人之多。
其次，在武裝力量體制方面較好地實行了“民軍制”與常備軍制的結合。這也是桓管時代·軍事改革中值得注意的成功經驗之一“民軍制”的好處是，確保平時有人務農，戰時有人出征，既可以處理好勞動力的分配問題，又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減輕國家在軍事後勤方面的巨大壓力，使軍隊的**裝備和衣食給養得到較好解決，常備軍制的好處是，將吏與士卒間比較熟悉，平時便於加強訓練，戰時便於指揮調動，使其能保持比較強大的·戰鬥力。而這兩種體制的結合，是符合當時軍事制度的發展實際的，他們各自長處的有效互補，更有利於齊**隊戰鬥力的加強。
除此之外，這兩者並存的軍事體制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對齊**隊的真實實力起到了隱蔽作用，不致引起周王室及其他諸侯國過多的注意和警惕。
再次，齊桓公與管仲在改革中強調士卒的軍事訓練，以提高部隊的戰鬥力。當時齊**隊的訓練同其他諸侯國相比，雖然在方式上並無多少創新之處，但是在訓練的經常化和正常化方面卻居於比較領先的地位。桓管時代齊**事力量的盛極一時，與經常性的軍事訓練是分不開的。
另外，齊桓公與管仲在所進行的軍事改革中，對**裝備的管理給予了特別的重視。軍隊**裝備的管理體制是否完善 合理，直接影響到其戰鬥力的強弱。桓管時代，齊**隊的**裝備不僅以製作精良 鋒利耐用而聞名天下，在**裝備的管理方面也有值得稱道之處。
在管仲的建議下，齊桓公相繼頒佈和實施了一系列有關政策和辦法·，使齊國“甲兵大足”
齊桓公 管仲等人在齊國進行的軍事改革，主要有以下特點：
第一，這次軍事改革有比較周密細緻的組織安排，將“叄其國而伍其鄙”的行政區劃與軍事體制相配套，促進了“國”“野”之間的聯絡，縮小了“國人”與“野人”地位的差距，擴大了徵兵的範圍，使兵員問題得到較好的解決，不僅加強了齊國的軍事力量，而且開創了春秋時期富國強兵的先河。
第二，注意將軍事改革與賦稅改革聯絡起來。桓管時代，隨著齊**隊的大肆擴充，其軍費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大，如何使軍隊在訓練和作戰中的軍需之用得到保證，是軍事改革中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管仲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他建議齊桓公採取“相地而衰徵”的政策，即對全國的土地進行普遍調查定級後，按土地質量的好壞收取實物，使土地租賦的收入直接提供軍需之用。
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齊國頻繁軍事行動的順利進行。
第三，把軍事改革納入政治體制改革之中。軍事改革的成效如何，同當時的政治體制是否合拍往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如果改革的舉措僅僅限於純軍事的範圍內，那麼其影響和意義就會大打折扣，最終其成敗與否也會存在疑問。齊桓公與管仲不同於前人的特點之一，就是把軍事改革巧妙的納入到整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中，這樣做好處有二：
一是使軍事改革有了良好的社會基礎和政治環境；其二是避免引起周王室和其他鄰國過多注意。
第四，齊桓公和管仲進行的這次改革注重發揮軍事思想的指導作用，把理論運用與實踐之中，在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為弘揚齊國悠久的軍事學傳統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五，管仲等人在軍事行動中，處處以“周禮”為依託，而實際又“善變周公之法”，在取得周王室支援的情況下，迅速擴大了齊國的勢力範圍，得以稱霸諸侯。再加上使用打 拉兩手相結合的軍事外交手段，把周邊各諸侯國基本攏絡到齊國的周圍，這樣就大大減少了改革的外部阻力，確保了爭霸大業的成功。
除上述五點外，齊桓公與管仲主持的軍事改革，還有注重謀略，較少迷信，“修明法術”，重用人才等特點，也都是值得肯定的。
在管仲等人的策劃和具體主持下，通過在軍事上以及其他領域的不斷變革，齊國實現了·“一匡天下” 春秋首霸的目標。四十多年中，九合諸侯，常執牛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中原地區基本穩定，有利於社會經濟及文化的恢復和發展，其積極的歷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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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桓公是推行管仲改革的成果。
1背山面海，資源豐富。
2管仲改革，富國強兵。
3尊王攘夷，深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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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改革吏制、軍制、法制
齊桓公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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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恆公時代，主要由管仲主持進行改革。根據文獻提供的資料，我們可以把管仲改革的主要內容，大致歸納如下。
其一，君不霸王，社稷不定。
管仲改革，首先確立了一個大目標，就是輔佐齊桓公稱霸天下。而這一點，齊桓公本人在一開始卻是沒有意識到的，所以管仲推行改革，第一步就是說服桓公接受這一目標。請看《管子�6�1大匡》的記載：
“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
’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
‘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
’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
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
公汗已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
‘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乃令五官行事。”在管仲看來，如果僅僅把“社稷可定”當作治理國家的目標，這在諸侯紛爭的春秋時代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必須把目標確定在“君霸王”上。
管仲能夠從天下大勢出發確定齊國改革的目標，其立足點無疑是高遠的，非常有見地的，也是符合歷史潮流的走向的。
其二，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管仲認為，稱霸天下當然要靠軍事力量的強大，但強兵卻僅僅是關鍵而不是根本，根本在“民”。即所謂“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管子�6�1大匡》）。據此，他提出了“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的辦法。
《管子�6�1小匡》：“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
’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
’”這就是說，士農工商四民的聚居地要有所區分，而且要相對穩定。具體說來，則是“三其國”、“五其鄙”。春秋時，稱侯國的都城為“國”，都城以外的地方則是“鄙野”，簡稱“鄙”。
“三其國”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
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三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
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裡，裡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五其鄙”是：“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
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勿有淫佚者。”實行這種“定民之居”的辦法，顯然有利於管理，有利於分工，有利於同業內部的互相影響、互相學習，而且有利於兵民之間的轉換。
其三，相地衰徵、關市不徵。
“成民之事”，從根本上說依賴於發展經濟，除了管理的因素之外，這也需要相關的政策。在這一方面，管仲制定的政策突出有成效者，主要是“相地而衰徵”和“關市幾而不徵”。《國語�6�1齊語》：
“桓公曰：‘五鄙若何？’管子對曰：
‘相地而衰徵，**不移；政不旅舊，**不偷；山澤各致其時，**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其中的“相地而衰徵”，是指根據土質的好壞美惡，也就是區分“陸、阜、陵、墐、井、田、疇”的不同情況，從而確定對土地徵收賦稅的多少。《管子�6�1大匡》中還講到了具體的徵收辦法：
“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十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十取一，歲飢不稅。”這裡不僅考慮到了土地的情況，而且考慮到了年景，當然比不分青紅皁白徵收同樣的賦稅要合理得多，要更便於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
如果說“相地而衰徵”是對內的經濟政策的話，那么，“關市幾而不徵”則主要是對外的經濟政策。故《齊語》中這樣說：“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徵，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廣焉。
”這裡即是說，對於來往的貨物，無論是幾經週轉，都免徵關稅和市稅。這無疑會刺激流通，大大有利於齊國人民的富裕和經濟的發展與繁榮。
其四，三選上記、舉賢任能。
在用人方面，管仲繼承了太公望“尊賢上功”的路線，所實行的主要是三選制和上記制。所謂“三選制”，是由地方推薦優秀**，召集到朝廷，然後由齊桓公親自與他們交談，瞭解情況，進行考察，從而確定是否委以重任。這種制度的實行不受時間限制，地方可以隨時用書面形式向朝廷推薦**，故也稱“書伐制”。
《國語�6�1齊語》雲：“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複用之，……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之其鄉，以觀其所能無大厲，升以為上卿之贊。
謂之三選。”韋昭注：“三選，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
”所謂“上記制”，是每年正月由齊桓公親自聽問，令五屬大夫彙報工作、推薦人才。比之“三選”，“上記”的時間是固定的。《齊語》：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
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
’ 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政既成矣，以守則固，以徵則強。”
其五，反其侵地、四鄰大親。
在對外政策方面，管仲主張改變過去那種以鄰為壑的做法，改善關係，修好鄰邦，以鞏固齊國的地位。其具體做法主要就是返還過去侵佔的鄰國領地，寬容大度，取信於鄰。《國語�6�1齊語》：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
‘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
’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裡，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
‘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
’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隨，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 亂者而先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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