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mw以觀滄海
知行觀：從蘇格拉底到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人和動物的基本區別之一，是先思考，後行為。自從組織性完好，系統結構功能健全的社會形式形成以來，歷史可以分為帝王時期和民主時期。
如果我們考察某一帝王的知識占有量，在同一時代的社會個體中，其占有量的值的水平不是最高的。但如果考察其社會個體物質生活實在物的占有水平，則其是無可爭議的冠軍。在帝國時代，物質生活實在物是社會個體社會行為的直接成果，而行為則是受社會個體的知識占有所驅動的。
所謂知行觀，是指社會個體協調知識與行為的能力，它的量化標準，是某乙個體知識加社會行為所獲得的物質生活實在物的多少。在帝國時代，社會個體的生存價值是與其知行觀成正比的。某一弱智者靠遺傳因素成為帝王將相的例子，顯然不能駁倒上述一般化、抽象化的邏輯推演。
當然，從理論的角度，更應該討論哲學意義上的知行觀。知是指認知，行是指實踐。迄今為止，在幾乎整個人類歷史的程序中，社會個體的知行觀都表現為實踐，認知，再實踐，再認知的過程，認知和行為緊密地聯絡並結合在一起。
某一成功的個體，其知行觀的成功之處在於其既能知，又能行，其認知加上實踐的總體社會化的成果超過其他社會個體。中國的孔子同蘇格拉底-柏拉圖是處於同一時代的思想家。孔子時代，社會處於頻頻戰亂之中，古希臘的社會情形也是差不多的。
在當時，某一社會個體的生存價值絕大部分是由其蒙昧的實踐觀、原始的實踐能力所決定的。身強體健的勇士是那個時代當之無愧的英雄。在孔夫子之後，在中國，開創了乙個社會個體追求知行觀的漫長的歷史時期。
無論「格物致知」、「學而知之」，還是當時的「君子觀」，都是揚棄蒙昧的實踐觀，試圖將知性和行為相統一的理論形態。與此同時，在西方，在向知行觀轉型的古希臘思想家們中，則更多地表現出一種矯枉過正的傾向，表現為人類智慧型啟蒙早期對人的知性，對真理，對存在，對「理念」的熾熱的追求。在古老的東方，中國的大思想家們卻是偏向於認知同行為的協調，即所謂「知行合一」，但這種協調與合一並不是落腳在知性之上，而是在行為的社會實用性或經世致用之上。
古希臘的哲人可以赤身**地思索，一片赤誠地追求真理，但無論孔丘，還是老子、莊子，都不會這樣，都顯得儒雅得多。歷史上，西方的哲人和思想家中有寧願為毫無實用或經世致用意義的客觀真理去死的例子，而中國則沒有。從哲學的角度，知行觀與社會個體的生存價值成正比有其必然性。
自從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時代之後，人類智慧型步入啟蒙期和成長期。智慧型的啟蒙期和成長期的特點是，認知能力低階，思維對自然和人類周圍環境知之甚少。在這一時期，認知靠實踐來推動；認知同實踐具有非常緊密的聯絡。
處於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個體，在思維對外界所知甚少，認知必須靠實踐來推動的前提下，必然將認知同實踐緊緊**在一起。將這種**量化，就是社會性勞動或財富。所以，社會個體的財富等價於個體的生存價值，就是說，知行觀等價於生存價值。
民主時期，知行觀的情形與帝國時代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民主時代社會個體的平均知識量大大高於帝國王朝時期。因此，知行觀的量化值大大提高，社會個體和全社會的財富急劇增長。
如果說有誰能夠對知行觀提出挑戰的話，那還是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他提出實踐理性的基本規律或公式是：「照這樣去行動，如果你的行為準則通過你的意志變成普遍的自然規律的話」。
簡單地理解這一規律，康德的實踐理性就是指「按照知性去行為」。但是，按照康德哲學的理論基礎，知性屬於「先驗」的範疇，屬於「先天綜合判斷」之列。「按照知性去行為」意味著人就是由某個最高的巨匠製作和操縱的木偶，意味著他的活動是不自由的。
即，人本身的自由意志不是他的行為的最後最高的原因和根源。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知行觀的弊端，即社會個體的生存價值是被動的，社會個體的生存價值是不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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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觀。即認識論。隨著理論思維水平的提高，認識問題已引起先秦哲學家的重視，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了認識的**、認識過程和求知方法的問題。
孔子承認有「生而知之」者，但強調「學而知之」。兼重學與思、知與行。墨子提出三表，以為判斷言論是非的標準。
孟子區別「耳目之官」與「心之觀」的不同職能，指出「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老子區別「為學」與「為道」，否定感性經驗，提出「致虛極，守靜篤」的認識方法。後期墨家把認識分為「聞知」、「說知」「親知」，注意到它們各自的特點和在認識中的作用。
荀子對認識的**和方法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既注重感性認識又肯定思維的能動作用，對先秦哲學的認識論進行了總結。
知行觀：在中國哲學中，認識和實踐的關係表述為知與行的關係。其主要觀點有：
行先於知，由行致知；知之明也，因知進行；以行驗知，以行證知；知行並進，相資為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觀由於受當時的社會條件的限制，難免帶有歷史的侷限性。
2樓：匿名使用者
知行觀。即認識論。隨著理論思維水平的提高，認識問題已引起先秦哲學家的重視，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了認識的**、認識過程和求知方法的問題。
孔子承認有「生而知之」者，但強調「學而知之」。兼重學與思、知與行。墨子提出三表，以為判斷言論是非的標準。
孟子區別「耳目之官」與「心之觀」的不同職能，指出「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老子區別「為學」與「為道」，否定感性經驗，提出「致虛極，守靜篤」的認識方法。後期墨家把認識分為「聞知」、「說知」「親知」，注意到它們各自的特點和在認識中的作用。
荀子對認識的**和方法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既注重感性認識又肯定思維的能動作用，對先秦哲學的認識論進行了總結。
知行觀：在中國哲學中，認識和實踐的關係表述為知與行的關係。其主要觀點有：
行先於知，由行致知；知之明也，因知進行；以行驗知，以行證知；知行並進，相資為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觀由於受當時的社會條件的限制，難免帶有歷史的侷限性。
中國傳統哲學知行觀的現代意義
3樓：匿名使用者
在中國哲學中，認識和實踐的關係表述為知與行的關係。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十分重視知行問題的**，提出了許多深刻的思想。其主要觀點有：
第一，行先於知，由行致知。一些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哲學家大都認為行先於知，主張由行而致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和源泉。孔子說：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把「行」放在對知識的掌握(學文)之先。墨子說：
「言足以復行者常(尚)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尚)」。強調言行一致者值得崇尚。荀子把「行」作為出發點和歸宿，指出「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學至於行之而止矣」。並對「行」在認識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理解，他說：「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先秦以後，歷代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哲學家，都有關於「行先於知」的論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清之際的王夫之，他建立了「行先後知」、「行可兼知」、「知行相資以為用」、「知行並進而有功」的比較完備的樸素唯物主義的知行學說。
第二，知之明也，因知進行。許多唯物主義哲學家還辯證地肯定了知對行的指導作用。荀子說，「知明」則「行無過矣」。
他認為有兩類人：一類人知而後行，以知統行，這是「君子」；另一類人知而不行，知行脫節，這是「小人」。《禮記?
大學》把「格物致知」放在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首。王夫之指出「知行終始不相離」，他既強調「力行而後知之真」，同時又提出「行聽乎知」。孫中山提出「因知以進行」、「能知必能行」，指出人類的認識是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進於行」的過程中不斷前進的。
第三，以行驗知，以行證知。孔子提出要「聽其言而觀其行」。墨子認為，判斷言論是非真偽的標準有三個，即以前人的間接經驗、群眾的直接經驗、運用於社會政治的實際效果作為檢驗認識的標準。
荀子認為有價值的知識和言論必定是「有符驗而可施行」的。韓非提出以「參驗」作為檢驗認識的標準，「參驗」的標準既包括事實的排列比較，經驗的互相參照，也包括實踐效果的驗證。王充認為，對於各種知識和言論，要堅持以「效驗」來「訂其真偽，辨其虛實」。
孫中山則明確提出，認識的正確與否，不僅要通過行才能得到證明，還要對實際生活產生功用。
第四，知行並進，相資為用。關於知和行的辯證關係，中國哲學史上許多唯物主義哲學家都認識到知行並舉，相互促進。其中，尤以王夫之關於「知行相資以為用」、「知行並進而有功」的論述最為明確和深刻。
他既反對在知先和行後之間劃一條截然界限，又反對混淆知行差別、取消先後次序的「知行合一」說。至於一些唯心主義哲學家把知行混同，是不可取的，但強調知與行不可分割這一點還是有合理之處的。如南宋的朱熹說的「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
明代的王守仁提出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觀由於受當時的社會條件的限制，難免帶有歷史的侷限性。但他們所提出的許多深刻的見解，對於我們仍具有啟發意義；認真總結這些思想，有助於加深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理解，並可作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有益借鑑。
北京交通大學校訓的含義？
4樓：林肯德吉
「知行」校訓最早是明朝哲學家王陽明提出的，他主張"求理於吾心"，即"知行合一"，交大以此為訓：
知：思想追求；行：生活方式；知行：人的思想追求與其生活方式
校方把知行作為校訓，希望每乙個北交大的學子在學校努力求知求理，並能夠學用結合，把所學化於己心，用於己行。
5樓：
知代表知識，行代表實踐，含義就是只有將在學校學到的知識運用於實踐，才能體現知識的價值。
我本科，研究生都在交大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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